思哲研究所专栏｜Kenson Yeoh、李冠儒

第48届东盟峰会已于5月8至9日在菲律宾召开。相比往年，此次峰会氛围紧张，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东盟经济部长在联合声明中警告，中东战争与关键航道受阻正威胁全球能源安全，推高油价、液化天然气价格、运费、保险费和物流成本，并可能显著拖慢区域增长。更直接的压力已经传导到食品系统，化肥价格上涨、供应链不稳，生活成本上升，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在这场外部能源冲击下，东盟领导人一方面呼吁加快批准《东盟石油安全协议》，另一方面则通过《东盟领导人海事合作宣言》，提出在菲律宾设立东盟海事中心。一个是能源安全机制，一个是海事合作平台，放在同一场峰会，回应的终究是同一个焦虑——东盟各国普遍高度依赖海上通道。表面上东盟是“盟”，实际上却缺乏足够强的区域协调能力。

菲律宾的算盘：
用个别议题换取国际话语权

其中，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指出当前南海状态越来越“不可读”。尽管联合声明表示东盟海事中心并不是为了对抗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与和平通行，但这话值得玩味，南海争端已悄然地放进了更大的海上通道国家安全叙事中，也与菲律宾与中国的矛盾息息相关，本文将说明为何本次东盟峰会如此关注海洋议题。

菲律宾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推动东盟海事中心的成立可改变自己在南海争议中的位置。菲律宾的南海策略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把海上的事件公开化、影像化、国际化，并借此换取与中方博弈的筹码乃至国际上的话语权。仁爱礁补给、黄岩岛水炮、浮动屏障、渔民安全、海警对峙等林林总总的话题，原本可能只停留于中菲之间的互相指责及博弈，却被菲律宾方面试图转化为国际法、航行自由、小国权益和海上秩序问题。如今，东盟海事中心给了菲律宾一个新的制度抓手。它不需要让东盟变成军事同盟或公开站队，只要能够把南海事件纳入“海事合作”、“航行安全”、“信息共享”、“危机通报”、“海上执法规范”的框架，菲律宾就已经获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

撕裂东盟：
暴露联盟危机

霍尔木兹危机的“危”，也被菲律宾转换为“机”。菲律宾4月已宣布能源紧急状态，而能源危机给了它一个更宽、更具体的理由去升级南海安全问题。现在菲律宾方面不断表示海上通道安全不是抽象的地缘政治，而是油价、物流、食品、通胀和民生问题。而南海若被包装成“下一个霍尔木兹”，菲律宾推动东盟海事中心就不只是在谈主权，也是在谈东盟经济安全。

当然，菲律宾的如意算盘背后有巨大的风险，因为东盟不是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放大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汶莱等东盟国家都有其海上关切，所以未必愿意让东盟议程被中菲的双边冲突牵着走。菲律宾固然可藉主席国身份推进议题，却不能假定所有成员国都会接受“菲律宾问题等于东盟问题”，而有关分歧会撕裂东盟，而实际上东盟在南海等涉华的关键话题上从来也不太团结。

《南海行为准则》：
建立规则要约束谁？

东盟海事中心最敏感的影响，在于它有可能会改变《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环境。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至今，尽管双边谈判多次并宣称取得进展，但关键分歧始终存在。随着菲律宾担任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南海议题如何被设置、推进和协调，也因此受到外界格外关注。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今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将坚持《南海行为准则》明确参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希望它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个表态说明，菲律宾想要的准则并不是一般政治宣言，而是一套能够回应水炮、撞船、封锁、危险接近、浮动屏障等灰色地带行为的规则。

中国的思路不同。外长王毅今年（2026年）3月谈南海问题时说，准则磋商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中国有信心同各方排除干扰、弥合分歧、扩大共识，把它打造成管控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的“黄金准则”。但他也特别提醒，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应“抵制私利牵引”。这句话反映出中国的顾虑：如果准则被菲律宾过度法律化、仲裁案化、区域化，就可能从稳定机制变成对中国行动空间的约束工具。

难产根源：
对“稳定”理解不一致

《南海行为准则》难产的根源就在这里。菲律宾希望规则能限制强制行为；中国希望规则能管控分歧，却不改变主权叙事和海上存在；东盟其他国家则希望准则有用，但又不愿被推到中美竞争前线。各方都讲和平稳定，但对“稳定”的理解并不一致。而《东盟石油安全协议》的讨论也给行为准则提供了一个对照。它的目标说要增强成员国个别或集体的石油安全，减少紧急状态冲击。协议中强调的“关键短缺”是指成员国连续至少30天出现不少于正常国内需求10%的供应缺口，“协调紧急响应措施”则要求其他成员国在自愿和商业基础上提供相当于受困国正常国内需求10%的石油支援。

这样的机制看似非常美好，有助于东盟团结起来，然而问题在于像这种相对技术性的能源安全机制，也面临“谁先获得支援、如何支付、如何交换、机制如何操作”等不能回避的问题。围绕油气共享都有诸多分歧，东盟各国都不希望吃亏，遑论涉及主权、海警、海上民兵、军事活动和域外力量的《南海行为准则》，所以东盟终究难团结。

东盟两难：
想证明能力又惧怕风险外溢

东盟海事中心的关键意义，在于把南海问题从中菲对抗和大国竞争中抽离出来，转入东盟更容易操作的治理框架。菲律宾强调国际法、航行自由和小国权益；中国强调主权争议、双边管控和中国—东盟合作；其他东盟国家则更倾向于谈海事合作、危机通报、联合搜救、非法捕鱼、海洋环境、能源韧性和海事态势感知。只有这样，东盟才可能在成员国立场分歧下维持最低共识。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也强化了这种紧迫感，海上通道风险提醒东盟它最终必然会转化为民生成本。因此，东盟峰会一边推动加快批准《东盟石油安全协议》，一边提出东盟海事中心，前者处理能源短缺时的区域互助，后者强化海上风险中的协调能力。东盟现在不够团结，所以未来必然要建立东盟的危机应对机制，而不能只依赖成员国各自处理。

南海较量升级：
竞争正逐步深化

如果东盟海事中心能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形成互补，它至少可以先推动一些低政治性的合作，例如海上事件通报、海警热线、联合搜救、生态监测、非法捕鱼资料共享和危机降温程序。这些安排解决不了主权争议，却能降低误判成本，也能为长期难产的《南海行为准则》提供外围支撑。但它的局限同样明显。东盟成员国利益差异大，也没有中央权威确保协议落实。东盟海事中心如果授权太弱，就会成为象征工程；若过度服务声索国议程，会引发非声索国疑虑；若与外部伙伴绑定太深，又会被中国视为域外力量进入南海的制度入口。

因此，所谓“南海较量升级”，除了是海上对峙的升温，也意味着南海竞争正在从现场摩擦延伸到机制设计、规则解释和风险治理。东盟海事中心的成立，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它表面上是海事合作平台，实际上反映出各方都在争夺南海问题未来被如何处理、由谁处理、在什么框架下处理。

作者Kenson Yeoh是“思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马来西亚人、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马来语专业讲师；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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