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回归以来，香港的公共医疗开支犹如坐上了没有煞车的列车，从当年的数百亿，一路攀升至今日每年超过2,000亿港元。理论上，更多的资源投入理应换来更优质、更可及的医疗服务，但现实却是：急症室轮候时间屡创新高，专科门诊排期动辄以年计，病房走廊逼满病人，前线医护疲于奔命而士气持续低迷。这种“投入增加、产出衰减”的悖论，折射出的已非单纯资源不足，而是一系列根深柢固的观念偏差与制度僵化。本文尝试从人手配置的行政异化、医院布局的工程思维、药物采购的价格扭曲，以及流程管理的专业沦丧四个维度，剖析当下医疗体系的核心症结，并提出具建设性的改革方向。

当医护变成文书专员

首先要追问的是，巨额医疗开支到底去了哪里？医管局过去20多年的财政增长，其中一个非常可观的部分，并非直接转化为前线医护人手或病人服务，而是被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架构所吸收。从联网总部到各医院行政部门，文职及管理职系编制持续扩张，各类合规、审计、数据填报、风险管理、申诉处理的流程层层叠加，形成了一个自我运转的行政迷宫。

与此同时，护理专业的大学化虽然提升了行业的学术地位，却也在客观上改变了护士的角色认知与时间分配。当护士培训愈来愈强调理论研究、学分积累和“全人关怀”的文件纪录，前线护理实务的时间反而被大幅挤压。一位资深护士曾感叹：“以前我们是陪病人、观察病情，现在是对着电脑打报告、填评估表。”这并非否定护理专业化，而是反映出一种偏离：整个医护团队花在行政程序身上的时间，渐渐超过了直接医治病人的时间。每逢联合医院或威尔斯亲王医院爆满的新闻背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护理文书、多头马车的管理要求，正悄悄地侵蚀着本已紧绌的临床人力。

改革的第一刀，必须挥向过度的行政膨胀。政府与医管局应全面检视行政流程，大刀阔斧地削减非必要的文书要求，并重新界定“专业问责”的边界：究竟是让医护向病人负责，还是向审计报表负责？与此同时，可考虑设立更多临床助理、病房文员等辅助职系，把护士从非护理性质的文书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专业的归专业，让行政的归行政，并且大幅紧缩行政部门的编制增幅。

当工程利益凌驾医疗需要

近年香港的医疗基建，明显走向了一种“崇大”的路径依赖。最新的儿童医院选址启德，设备先进、建筑宏伟，但其地理位置却远离新界西、北区等人口增长迅速的家庭聚居地。这就带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是在启德集中建设一所旗舰式儿童医院，而不是在18区各设具备儿科急症及专科服务的区域儿童医疗中心？对住在元朗或上水的家长而言，要带发高烧的孩子跨区奔波，本身就是一场噩梦。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将军澳中医院：新界西北居民想看中医住院服务，是否真的要长途跋涉穿过整个九龙？

这种偏好大型单一院区的规划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工程大于医疗”、以行政管理方便的观念偏差。兴建一所造价百亿的巨型医院，远比在各区翻新、扩建、设立分散而实用的社区医疗设施更具“可视性”和“政治光环”。然而，大型医院带来的是更长的院内运送时间、更复杂的内部协调成本，以及更僵化的资源调配弹性。我们必须认真参考台湾的经验：当地医疗体系之所以高效且可及，正是建基于星罗棋布的地区医院与中型专科医院，大型医学中心主要承担最复杂的第三线转诊任务。香港需要的，恰恰是扭转这种“大而无当”的趋势，改为走中小型医院的精准路线，并让大型医院进行明确的内部分工，专门处理创伤、器官移植、罕见癌症等真正需要高度集约资源的范畴。换言之，医疗设施的布局，应是“将医院带给病人”，而非“让病人千里迢迢来就医院”。

基层医疗为何不从现有基础出发？

政府在推动基层医疗方面展现出积极姿态，成立了基层医疗署，推出各类公私营协作计划、慢性病筛查补贴、医疗券等，可谓五花八门。但一个值得深思的行政逻辑问题是：卫生署旗下本来就拥有一个遍布全港的诊所网络，包括胸肺科诊所、皮肤科诊所、综合治疗中心等，这些设施早已深入社区，具有成熟的服务基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由卫生署的现有诊所作为骨干，加以扩充、转型为地区基层医疗中心，反而另起炉灶，设立一个全新的基层署级架构？这种“弃旧立新”的做法，不但造成行政资源重复，更令前线服务碎片化，基层医疗署的地点，竟然是一些离基层并不接近的办公大楼。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整合而非分散。建议将卫生署相关诊所全面升级为“地区康健中心”，配备家庭医学专科医生、社康护士、药剂师和专职医疗人员，并整合目前零散的慢性病计划、疫苗接种、健康筛查等服务。与此同时，精简现有过度细碎的补贴计划，化繁为简，将资源统一拨入市民的“基层医疗户口”，容许他们在地区健康中心或经认证的私营基层医生处使用。这样既能强化卫生署的原有角色，又能避免行政架构不断增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而非“计划为本、架构先行”。

药物招标制度下的畸形生态

香港的药物价格长年为人诟病，尤其是自费药物的开支，往往比邻近的台湾、新加坡，甚至部分欧美国家贵上五至十倍。这背后并不是单纯的“自由市场”使然，而是一个被制度扭曲了的采购生态。目前公立医院药物的采购主要依赖招标制度，理论上透过竞争压低价格，但实际上，由于规格设定、供应链门槛、专利捆绑和代理商操控等多重因素，招标过程反而创造出一个缺乏真正议价对等的价格空间，令中标价格长期偏高，病人与公帑双双沦为受害者。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采购模式的落后。单一以价低者得、欠缺长期策略合作关系的招标，难以撼动药厂的垄断定价权。反观台湾健保，透过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单一购买方力量，进行科学的药价协议与周期性检讨，显著控制了药价。香港需要一场彻底的药物采购改革，而这并非医管局或卫生署能够独力完成，必须由财政司及财经事务当局介入，运用整个政府的采购政策力量，采取“集团式采购”模式，甚至联合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更大采购量体，来增强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应检讨药物专利制度与引入竞争机制的空间，打破少数代理商对市场的实质控制，将省下的公帑还富于民，减轻病人负担。

“停车场病床”反映流程僵化与专业沦丧

走进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急症室，那个景象令人难忘：停车场般巨大的空间里，一张张流动病床并排而列，上面躺着不少其实只是等候检查结果、身体状况相对稳定的长者。这种“人与床共泊”的荒诞场面，赤裸裸地揭示了当前医疗流程的低效与荒谬。病人进入急症室后的分流、检查、等候上病房的整个配套，充满了不必要的中转与等候环节，仿佛整个系统是为完成程序而运转，而非为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

这正是“行政程序盖过专业”的又一明证。当医院被各种绩效指标（如病床占用率、急症室首次诊症时间的某个数字目标）所捆绑，便会衍生出诸多扭曲行为：病床被长时间占用，往往不是因为医疗需要，而是因为出院流程、家属沟通、社康配套等非医疗环节卡死。所谓“R&B”（规条与官僚，Rules & Bureaucracy）式的管理文化，令医护的精力内耗于无止境的内部协调，而非直接投入于病人护理。改革的核心，在于全面流程再造：从急症室设立更强而有力的快速诊断及观察单位，到简化入院及出院行政步骤，再到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支援，让病人能在最合适的层级得到照顾，而非全部堆叠在急症医院。台湾的医疗体系中，地区医院与诊所承担了大量初级照护，减轻了医学中心的压力，这种分级医疗、转诊流畅的系统设计，正是香港最需要学习的对象。

为何香港私医贵得离谱？

最后必须直视私营医疗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台湾的医疗费用合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私营体系与健保制度达成良性竞争与补充，私家诊所及地区医院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维持着整个市场的价格秩序。反观香港，私营医疗费高昂得惊人，部分原因在于市场高度集中，少数私家医院集团主导市场，加上保险制度推波助澜，形成一个“成本可以任意转嫁”的闭环，欠缺真正促进竞争的动力。

更根本的是，香港的医疗规划长期忽略公私营协调，放任私营市场走向高利润的豪华医疗，而非面向大众的可负担医疗。要打破这种畸形格局，除了引入更多竞争者，政府应透过土地政策、税务诱因，鼓励建设定位中产及普罗大众的中型私营医院，并推动保险业监管改革，让私营市场成为公共体系真正的缓冲与伙伴，而非只服务金字塔顶端。

回归医疗以人为本的改革方向

总括而言，香港医疗体系今日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纯“资源不足”的平面问题，而是由行政体制自肥、基建规划偏差、采购制度僵化、流程官僚化以及公私营市场失衡等问题相互交织而成的立体困局。要破局，就必须有触及观念深处的勇气。改革应循以下几个方向发力：第一，精简行政架构与程序，把人手和时间还给病人；第二，转向中小型、区域分散的医疗设施网络，让医疗服务真正走进社区；第三，整合现有卫生署基层网络，精简五花八门的补贴计划，减少行政成本；第四，彻底改革药物采购机制，动用整体政府力量抑制药价；第五，重塑医疗流程，打破绩效指标迷思，以专业判断引领运作；最后，建构一个具层次、有分工、公私互补的医疗生态。

香港每年已为医疗投入了2,000多亿的巨额公帑，市民值得得到一个更聪明、更贴心，而非只是更庞大、更昂贵的医疗体系。此刻，正是时候放下对巨型工程与行政程序的迷信，回归到医护人员与病人之间最本质的信任与照护关系上。这才是医疗改革真正的起点。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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