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近期，有社福机构发布了最新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当大众与传媒的焦点，依然习惯性地放在“青年人精神健康”或“长者安老”等议题上时，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却深深触动了我：本港40至49岁的成年人，以及与子女同住的家长群体，其幸福感跌至全港最低，而“孤独感”却高踞榜首。

为什么“越活越孤单”？

在一个常住人口超过700万的国际大都会里，这群正值壮年、被视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人，为何反而成为最孤独的一群？许多人或许会疑惑：他们大多已婚、有家室、有儿女，周末还会一家大小去饮茶、逛商场，身边从不缺人，为什么会“越活越孤单”？

“孤独”从来不等于“独处”。在家庭治疗的领域中，真正的孤独，往往是“缺乏深层情感连结”与“不被理解的无力感”。香港成年人的孤独，是在拥挤生活中的“隐形孤独”。这份孤独不是写在脸上的，而是藏在每一个深夜滑手机、找不到人倾诉的瞬间里。

上下夹击的三文治世代

这份孤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压迫下的产物。40至49岁的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最典型的“三文治世代”。向上，要照顾日渐年迈、健康开始出现状况的父母；向下，要抚养正值求学阶段、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的子女；对外，他们往往处于职场的搏杀期，背负着供楼压力与通胀负担。三重压力同时压来，喘息的空间几乎是零。

“上下夹击”的状态下，他们陷入了严重的“时间贫穷”。每天早上匆忙出门，在办公室应付繁重的工作；下班后赶回家，又要立刻转换角色，化身“补习老师”跟进子女功课，或处理无尽的家务。时间表被填得密密麻麻，唯独没有留给“自己”和“朋友”的空间。

当一个人打开手机通讯录，滑了几页，却发现找不到一个可以在深夜毫无顾忌倾诉的对象——不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是因为大家都同样忙碌，同样疲惫，联系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断掉了。这种因生活重担导致的社交剥夺，是他们孤独的社会底色。

超长工时令情况雪上加霜。香港打工仔的平均工时长期位居全球前列，下班后的私人时间少之又少。即使有心维系友谊，现实往往令人力不从心。“等孩子大一点再约”、“等手头的项目完成再联络”——这些话说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变成了搁置多年的承诺。

是夫妻还是合伙人？

如果说朋友的疏远是无可奈何，那么家庭内部的疏离，则是这群家长感到孤单的致命伤。

在香港这个事事讲求效率的社会，许多夫妻在步入中年、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关系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种“合伙人关系”。家，变成了需要共同经营的“有限公司”；夫妻，变成了共同分担家务的同事。每天的对话，往往只剩下：“水费交了没有？”“明天谁接孩子放学？”——在柴米油盐之间，唯独缺失了情感的交流，忘了问一句：“你今天累吗？”

我不只一次听到家长这样形容自己的婚姻：“我们分工很清晰，但就是没有了当初的感觉。”这并非是感情变坏了，而是两个同样疲惫的人，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渐渐失去了滋养关系的能力与空间。当婚姻失去了情感的流动，同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心理距离却可能比陌生人还要遥远。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伴侣间的情感连结断裂，家长很容易将所有注意力转移到子女身上，形成“过度教养”。把孩子的成绩、课外活动、前途当成自己唯一的情感出口，这往往是在掩饰伴侣间无话可说的空虚。然而，当所有情感寄托都押注在孩子身上，却无法从伴侣处得到情感回馈，那种深层的失落，便会如影随形。

不敢崩溃的爸爸妈妈

除了客观的生活压力，香港成年人还面对着一种深刻的心理性孤独，源于社会对“中年人”与“为人父母者”的角色定型。

社会文化期望成年人必须是理性的、坚强的。作为经济支柱或照顾者，他们被赋予了“不能倒下”的使命。对男性而言，传统期望他们遇到压力要沉默承受；对女性而言，她们背负着“母职惩罚”，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却不敢轻易求援，生怕被贴上“不称职妈妈”的标签。

这种“强者迷思”导致严重的情绪压抑。心底里常有个声音：“如果我崩溃了，这个家怎么办？”当一个人连表达脆弱的权利都被剥夺，当真实的自我被各种社会角色重重包裹，即使置身于最热闹的家庭聚会中，那种“无人明白我”的孤绝感，依然会排山倒海而来。

这份孤独之所以“隐形”，正正是因为它不容易被看见，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们告诉自己：“我只是累，不是孤独。”然而疲惫与孤独，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找回自己，重新连结

要解开这个“孤独死结”，单靠个人意志力硬撑是不够的。在家庭治疗中，我们经常鼓励家长学会“放过自己”。

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适当时候向伴侣或孩子坦承自己的疲惫与脆弱，反而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每天尝试放下手机15分钟，与伴侣进行“非功能性”的对话——不谈孩子、不谈帐单，只是分享今天的一件小事、一个感受，这已经是修复裂痕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在父母与员工的身份之外，请把“自己”找回来。哪怕每周只有两小时去喝杯咖啡、做点运动、见一个老朋友，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心理充电。自我照顾不是自私，而是让你有能力继续爱身边的人的根本。

政策要把时间还给家庭

作为政策倡议者，我必须强调，要减轻家长的压力，政府与商界的角色绝对不容缺席，不能只流于口号式的“鼓励生育”。

我们需要更具体的“家庭友善政策”：推动弹性上下班安排及完善育儿假制度；同时，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强化社区托育及课余托管服务，并扩大照顾者津贴的涵盖范围。只有当政策能切实地把“时间与空间”还给打工仔，成年人才有余力去经营家庭关系，重建社区的互助网络。

企业文化的改变同样不可或缺。“准时下班”不应是奢求，而应是基本的劳工权益。当员工能够真正“离开工作”，家庭关系才有机会得到滋养。

每次翻看这类调查数据，我都会想起那些坐在我对面、说着“其实我还好”的家长们——眼里却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孤独不是你的错。它是这个城市的节奏、这个时代的重量，压在了最不声张、却最需要被看见的一群人身上。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知道：你的疲惫是真实的，你的孤独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当我们愿意开口说一句“我很累”，便已经是走出孤独的第一步。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