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专栏

曾几何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其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全球贸易网络称霸世界。然而今天，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被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所吞噬。

根据英国智库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RF）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约710万低收入家庭无法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其中38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无法保证每天吃饱或取暖；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创下30年来的最高纪录。英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已底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不及美国最贫穷的五个州。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若排除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英国的人均GDP将骤降14%；布莱克浦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甚至底于卢旺达。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实际工资仅增长了4%，远底于美国的18%和波兰的40%。与此同时，房价飙升至平均收入的8至10倍，税收负担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青年失业率创十年新高，近半数列入裁员的对象竟是25岁以下年轻人。

“英国病”爆发：
新自由主义改革只能续命

马克思在19世纪便已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无法在体制内部自我化解，只能通过对外扩张——新市场、新殖民地、新资源——暂时转移和消化国内的结构性问题。英国的兴起，正是这一逻辑最完美的历史示范：以强大的海军力量打开全球市场，以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滋养本土的资本积累，以帝国荣光凝聚国内不同阶层的政治共识。

然而，当帝国收缩、殖民地纷纷独立，这套外向转移矛盾的机制便开始失灵。从1960年代起，英国便长期困扰于“英国病”（British Disease）——低增长、劳资冲突、工业衰落。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金融业取代制造业，以虚拟资本掩盖实体空洞，以全球化的红利延缓了结构矛盾的爆发。但这不是根治，而是续命。今天，这些矛盾终于无可回避地浮出水面。国内财富严重集中，但无法靠新市场稀释；能源、食品价格随地缘冲突飙升，底层民众首当其冲；税收负担已升至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政府却仍因财政赤字而束手束脚。2025年英国预算案不得不提出逾260亿英镑的增税计划，同时压缩社会支出，走入“加税伤民、减支失心”的两难死局。

资本主义的普遍困境：
扩张失效，矛盾无解

追溯根源，英国的衰败本质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集中爆发。近代以来，英国的繁荣长期依赖对外殖民扩张、全球贸易掠夺和金融霸权输出，通过外部市场转嫁内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等内部矛盾。但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瓦解、新兴经济体崛起，传统对外扩张的路径彻底断绝。当外部红利消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资本垄断、分配失衡、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彻底暴露，没有外部增量兜底，内部存量博弈愈发激烈，资本持续向头部集中，普通民众利益被不断挤压，社会矛盾彻底固化。

而脱欧的选择，成为压垮英国的关键一击，彻底断绝了其破局出路。长期以来，欧盟为英国提供了广阔的统一市场、稳定的贸易体系和区域协作支撑。脱欧之后，英国陷入地缘经济孤立，贸易壁垒增加、供应链断裂、外资信心下滑，产业生产率持续低迷，成为G7中投资率、生产率增长垫底的国家。叠加疫情冲击、全球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与食品价格飙升，英国彻底陷入长期经济停滞、政治频繁动荡的双重困局，原有社会治理体系、经济发展模式彻底失灵，难以自我革新迭代。

以英国沉沦为镜：
香港当走自己的路

凝视英国的沉沦，对香港尤具现实意义。香港同样是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同样经历过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北移）、地产金融独大、青年向上流动受阻等典型症结。香港的历史飞跃从来不是靠“孤立的资本主义优越性”：上世纪中叶依托内地转口贸易起家，改革开放后充当外资入华跳板、内地企业融资平台，才是香港从小渔港跃升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根本动力。今天国家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完整产业链与超大规模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均为香港提供了西方城市求之不得的战略纵深与发展腹地。

然而，仅仅倚仗外部条件是不够的。香港必须探索一条“有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从过去需求驱动的被动发展模式，转向更具前瞻性和规划性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香港在保持国际化和开放性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平、住房保障、青年就业等内部矛盾的主动化解，持续优化公共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绝不能等到矛盾激化后再被动应对。任何经济体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根基、不能脱离广阔市场支撑、不能脱离协同共赢的发展格局，更不能放任资本无序扩张、忽视民生普惠。香港若能真正抓住“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内外连动打破增长瓶颈，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模式的新路，就完全有能力避开英国式的陷阱，实现长期繁荣与稳定。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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