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观全局｜林素蔚专栏

近日，一项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针对近2,000名中学生的调查，揭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现实：每十二个坐在课室里的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正在悄悄地“离开”——身体在场，心却已不在。这类学生，研究者称之为处于“学校隐性疏离”风险的一群，占比8.4%。他们不闹事、不逃学，却对学校生活失去了任何真实的连结。更令人忧虑的是，调查同时发现，超过六成受访学生正面对中度至重度的家庭功能障碍——课室里的疏离，从来不只是学校的问题。

沉默，是另一种求助

我们习惯把“问题学生”定义为那些制造麻烦的人。但在青少年工作的经验里，我愈来愈相信：真正需要关注的，往往是那些从不麻烦任何人的孩子。他们准时回答点名，交齐功课，坐在课室中间，目光却是空的。问他们还好吗，他们说还好。老师松了口气，继续上课。

这种沉默，在近年职场研究中有个名字——“安静离职”（Quiet Quitting）。员工没有辞职，却已停止真正投入工作。同样的现象，正在我们的课室里蔓延。孩子没有逃学，却已悄悄地从自己的学校生活中撤退。

孩子的撤退，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一个孩子若从小经历的是不稳定、缺乏回应的关系，他学会的，往往不是信任，而是沉默与收缩。当课室里的师生关系无法提供那份安全感，他的本能反应，就是进一步退缩。沉默，是他学会保护自己的方式；而这种保护，外人往往看不见。

三层机制，接得住他们吗？

现行的学生支援体系，设有三层应急机制：第一层是班主任与科任老师的日常观察；第二层是学校社工与辅导老师的介入；第三层是转介至校外专业支援。

这个框架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的设计逻辑，是为了“有症状”的孩子而设——情绪爆发、学业急跌、出席率骤降。这些，都是容易被看见的讯号。

但隐性疏离的孩子，恰恰没有这些讯号。他们的退缩，以正常的面貌出现。第一层的老师，每班面对三四十个学生，在繁重的课程与行政夹击下，即便有心，也实在难以察觉那细微的情绪位移。第二层的社工与辅导老师，往往只能应对已浮现危机的个案，无暇顾及那些“还好”的孩子。第三层的转介，更加无从谈起——你如何转介一个“没有问题”的孩子？

机制存在，但那8.4%，正从缝隙中滑走。

家庭，是另一个看不见的课室

调查数据中最沉重的一行，不是8.4%，而是超过六成学生面对中度至重度的家庭功能障碍。

孩子在学校的状态，从来都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一个在家中习惯了被忽视、被否定、甚至被过度控制的孩子，走进课室，带着的是同一套对关系的理解：“我的感受不重要”、“表现出需要是危险的”、“沉默是最安全的选择”。

家庭就像一组紧密咬合的齿轮，每个成员都在互相牵动。孩子的疏离，往往是对家庭压力的回应；而家庭的压力，又常常与更大的社会处境——经济困境、夫妻关系、父母的精神健康息息相关。我们若只盯着孩子，却看不见他身后的整个系统，介入往往事倍功半。

更重要的是，孩子对自己的处境，往往有一套说不出口的故事：“我天生就是这样”、“没有人真的在意我”、“改变是没有可能的”。这些故事，深深影响着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回应他人。而改变的起点，往往是有人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审视这个故事，看见他的处境，也看见他从未被命名的力量。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资源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最容易的回应，是呼吁增加学校社工人手、扩大辅导服务。这些当然重要。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学校里，创造让孩子愿意被看见的条件？

隐性疏离的孩子不会主动求助，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求助没有用”。要接住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机制，而是一种不同的关系文化——老师能够在繁忙的课程表之外，停下来，真正好奇地问一句：“你最近怎样？”；社工能够走进家庭，理解孩子背后的整个系统；学校能够成为一个地方，让那些习惯了隐形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在这里，我是被看见的。”

这不是心理学的奢侈品，而是教育最基本的承诺。不要让沉默，成为终点。每十二个孩子，就有一个正在悄悄离开。他们不吵不闹，不会成为新闻，不会出现在危机个案的统计数字里。但若我们让这份沉默持续下去，今天课室里的隐性疏离，将成为明天社会里更深的断裂。

政策可以设计更好的机制，学校可以建立更敏锐的文化，社工可以看见整个家庭系统。而每一个愿意停下来、真正好奇地问一句“你还好吗”的大人，都是在为一个孩子，重新打开一扇门。

那扇门，值得我们一起去推。

作者林素蔚是注册社工，家庭治疗硕士，第七届立法会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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