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6月10日，太古城庐山阁一对母女在同一天先后堕楼离世。48岁的母亲早上身亡，12岁的女儿目睹一切，送院评估并随父返家后，她也选择了同一条路。流程看似完整——有医生、有社工、有家人跟进——但悲剧仍然发生。这正是最令人痛心之处，不是没有人介入，而是整个制度的网络，在最关键的一刻出现了漏洞。

表面是家庭悲剧
实为社会结构问题

要理解这宗悲剧，必须先看清香港社会的情况。根据香港家庭福利会今年最新的“香港家庭幸福指数”调查，指数虽微升至6.09分，但整体仍只属“一般”水平，“家庭健康”及“家庭团结”等核心范畴均未见显著改善。全港约52万人处于“家内孤岛”状态，每五人便有一人被界定为孤独。

与此同时，香港心理卫生会联同中大社会工作学系今年三月发布的最新调查发现，港人抑郁及焦虑指数双双创历年新高，分别达7.27分及5.9分；18至24岁青年中高达43.5%受“中度至重度抑郁”影响，“重度焦虑”比例更较上次急升四成。数字清楚说明，家庭情绪危机是持续累积的结构性问题，而非一时偶发。

压力从哪里来？
学业文化是核心

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母女之间的教育问题争执。这并不令人意外，据调查显示，影响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的三大因素，依次为学业成绩（92.7%）、家人期望（90.8%）及家庭关系（90.5%）。学业压力与家庭张力早已紧密缠绕，互相放大——孩子承受的，往往不只是考试压力，而是在比较与期望之间，对自我价值的持续怀疑；父母承受的，是焦虑与管教之间的长期拉锯。这种张力日积月累，一旦触发，后果可以极为严重。

“愉快学习”在香港教育政策中谈了多年，却始终停留于口号层面。真正的愉快学习，不是减少几份功课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根本重新思考评核制度的设计——减少以一次考试定成败的机制、引入多元评估方式、让学习回归探索与成长。与此同时，家长教育同样不可缺少：当父母的焦虑未能疏解，再好的课程改革也难以在家庭关系中发挥作用。教育局、学校与家长三方必须同步推进，方能真正纾缓积累已久的家庭情绪张力。

求助无门因服务资源严重滞后

即使家庭意识到问题并主动求助，现行服务体系本身亦是重重障碍。精神健康服务的轮候问题长期未解：根据医管局截至2025年9月的数据，精神科门诊稳定新症共有41,431人轮候，最长轮候时间达99周，即接近两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精神科门诊全年共有53,470个预约新症，需求持续上升。

前线家庭服务社工的处境同样严峻，业界多年来已不断反映个案量超出合理水平，社工须同时处理个案跟进、危机介入、治疗小组及公众咨询等工作，根本难以对每个家庭作出深入评估。在人手未能配合需求的情况下，要求社工主动识别潜在危机，是制度性的不切实际。政府应就现时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及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的实际人手及个案量，作出透明公开的检讨，并订立合理的工作量上限。

为何危机发生后仍跟进失效？

资源不足，已是沉疴。但今次事件更进一步暴露的，是即使危机已经发生、介入已经启动，跟进机制仍然出现断裂。女童在母亲离世后曾被送院，由医护人员及社工进行评估，其后在家人陪同下返回住所，但悲剧仍未能避免。社署亦确认，母女均非事前的跟进个案。

所以我们应认真研究，以现行的危机评估机制，是否足以识别及持续支援急性创伤个案？预防性识别机制是否存在系统性缺口？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有责任主动启动政策检视，全面评估现行三层应急机制（预防、识别、介入）在危急个案上的实际执行漏洞，而非等待下一宗悲剧发生后才亡羊补牢。

预防、识别、转介缺一不可

社会接下来必须从三个层次同步推进：

第一，建立跨界别的高危家庭识别网络。学校、医院、社福机构以至私人企业，都应成为危机识别的触角，并建立清晰的即时转介路径，确保个案在任何接触点都能获持续跟进，不在部门交接的缝隙中消失。

第二，加强医社合作，缩短精神健康服务轮候时间。现行医疗与社福系统之间的转介机制零散，必须系统性整合。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应牵头制订具体的医社合作框架，订立服务承诺指标，让有需要的家庭能及时获得适切支援，而非在轮候中坐困愁城。

第三，推动公众情绪教育，破除求助污名。调查显示，约五成半港人面对情绪困扰时不会或不确定会寻求专业协助。情绪求助的文化障碍至今未除，公众教育必须成为政府施政的核心部分，而非边缘补充。学校、社区及媒体都是重要的教育平台，必须善加利用。

制度改革从来不容易，但每一次拖延，都可能是另一个悲剧的代价。这宗悲剧，不应只成为一时的新闻焦点，而应成为推动制度根本改变的转捩点。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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