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专栏｜寰海明察

站在香港河套园区的边界北望，深圳福田、南山的摩天大楼已拔地而起。向南望去，香港河套创新科技园的第一批建筑正稳步赶工，虽稍显低调，却充满内蕴。此强烈的视觉反差，常让香港市民不禁想问：“为何深圳如此快速？”这种“速度情结”折射的不仅是心态焦虑，更是一种对深港不同发展模式缺乏认识所导致的错觉。深圳与香港隶属于不同的体制与经济模式，各自致力于寻求属于自己的“最佳发展方案”而努力：深圳以超快的产业集聚和技术应用著称，而香港则稳扎稳打地在制度保障和基础科研上深耕。未来要解开香港市民心中的“速度情结”，特区政府应从四个领域对症下药。

深圳的“大推进模式”与产业集群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的科技合作区，河套地区的塑造历经数十载。早在1982年深港双方便提出了治理深圳河的初步协议，此后至1997年完成深圳河治理一期工程，由新旧河道围合而成的河套地区初具雏形。2008年，港深进一步拓展此区合作框架，提出三大片区的发展规划。2017年，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共同推动港深创新科技园建设。直至2018年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及2021年的国家“十四五”规划，河套地区终于被确立为两地科技发展的战略高地。现时河套园区已经分为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两部分，互补优势的协同发展格局正逐步成形，香港园区更聚焦于基础研究及成果转化。经过多年奠基，香港后来居上，迅速进入“只争朝夕”的发展快车道。

笔者近日参访深圳，深入了解其“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并非偶然，而是源于高效的“大推进模式”与产业集聚效应的结合。深圳的“大推进模式”强调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决策的执行力。以“边规划、边建设”的迭代式管理压缩审批流程，降低时间成本。比如，福田保税区自1991年设立以来，透过政策优势与高效的资金投入，迅速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转向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高附加值产业。

此外，深圳完善的电子供应链与高科技企业的产业集群，使技术传递和市场推广的成本大幅缩减，形成一条“唯快不破”的产业生态链。这种因“快”带来的规模效应，令深圳在硬件制造与产业量产领域实现领先。通过高效土地运用和创新政策试验，深圳园区获得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发展红利。

香港正以“香港速度”建设河套

很多香港市民误认为香港的进度“不快”，但事实上，河套发展中的“香港速度”完全不遑多让。自2021年立法会拨款港币181.35亿元起，到8座大楼最快将在2026年底落成，香港正以“香港速度”及“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建设河套。

在经济学中，判断一个园区建设是否成功，不仅看大楼建设的速度，还需关注资本与市场消化（Market Absorption）的效率。以河套发展为例，其重点不仅在于建筑进度，更体现在招商引资的高效推进。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河套创新科技园在开发阶段就已吸引包括联想、阿斯利康等逾90家企业进驻，大楼的市场吸收率（Absorption Rate）表现亮眼：已落成的首两幢湿实验室全数租出，而将于年底入伙的大楼预租率更已高达70%。这种“楼未建成、租约已满”的现象，不仅彰显了香港速度，更反映其厚积薄发的深厚实力。

沙岭数据园区也是“香港速度”的一个典范。特区政府成立跨部门专班，打破传统“串联式审批”的束缚，改为“并联式”前置处理，令审批时间缩减了96%，更创下施工许可证“一天批出”的纪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行政效率。这些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紧密协同，大幅提升“港式效率”，并为香港的科技基建注入全新的活力与动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沙岭的经验，正是香港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力量结合，实现科创发展的最佳例证之一。

香港比较优势是“隐性资产”

以经济学角度分析，香港作为后发展者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Latecomer）明显，能通过技术跳跃和低学习成本，避开试错，直指高附加值领域。例如，河套的湿实验室与一号大楼，已成为国际基础研究和技术转化的关键平台。香港还直接采用全球同步的绿色建筑技术与数码基建设施，如沙岭国际数据园区的AI算力中心，避免了深圳早期发展中遇到的技术与资源浪费问题。

与过去基建动辄需10年相比，从2022年以来，香港发展明显提速。然而市民为何仍感焦虑？这可以用心理学的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来解释。香港与深圳地理相邻，市民将深圳的“硬件奇迹”作为参照物。而当看到深圳高耸的摩天大楼和密集的建筑起重机，再对比香港河套及周边地区的“低调开发”，自然就容易感到“自己慢了”。

此外，“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也在发挥作用。深圳的崛起过程为香港市民提供了强烈的视觉刺激，如迅速扩大的城市天际线和无处不在的科技地标。而香港的比较优势在于基础科学研究、知识产权制度等“隐性资产”，这些要素缺乏直观呈现，导致市民较难从视觉上感受到香港的进步，误以为香港停滞不前。

政府破解“速度焦虑”需双管齐下

破解这种集体的“速度焦虑”，需要特区政府在政策与心理层面双管齐下。

其一，重新定义“发展”与“成功”的标准。特区政府应引导市民打破对建筑量与速度的单一追求，强调香港在制度质量、基础科研以及国际吸引力上的独特优势。

其二，创造“微小胜利”效应。将长远目标分解为多个具体阶段，并高频公布进展。例如定期发布园区新进企业名单或科研成果，用“小目标”增强市民对持续进步的感知。

其三，提升市民参与感。通过设立创业基金、实训计划或举办青少年创科比赛，吸引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参与河套发展，增强集体归属感，将焦虑转化为行动动力。

其四，深化港深联动。加速解决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制度障碍，让市民亲身体验港深联动发展的便利与经济收益。

深圳的“技术应用快”与香港的“制度保障稳”互补结合，正逐步推动两地成为“超级合伙人”，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经济效益。只要香港持续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出首个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具体行动，便可在与深圳联动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节奏和发展速度，从而加快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作者梁海明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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