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走在今天的香港街头，那一抹带着《蓝色多瑙河》音符的流动风景——冰淇淋车，正逐渐从城市记忆中淡出。这不仅是怀旧情感的消逝，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香港在迈向“产业化”转型路上的核心矛盾：当政府的规管逻辑停留在“不准动”的阶段，民间的生机便只能在夹缝中喘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定调了文化创意产业与体育产业化的宏伟蓝图，方向完全正确。然而，文件再美，若执行部门的思维仍被捆绑在陈旧的发牌制度与纪律规管中，那么所谓的“产业化”，最终只会沦为口号。在这场关乎香港软实力命运的改革中，两个与“文创”距离最近的部门，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以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

当产业发展反过来“配合”规管

食环署可谓文化旅游产业的“守门人”。无论是博物馆、艺术馆、表演场地，乃至体育产业的营运，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食环署签发的“娱乐牌照”。这是一个统摄性极强的制度，从临时到永久，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将所有涉及人群聚集的娱乐活动一网打尽。

问题在于，这张网的编织逻辑是上世纪的产物。申请过程极其繁复，场地安全、消防、通风等要求往往僵化地套用在千篇一律的标准上。对于那些新兴的、弹性的、具有创意的表演艺术或体育竞赛来说，这种牌照制度不是助力，而是高墙。我们常说要推动“文化体育产业化”，但试想，一个小型的地下音乐会、一个快闪式的街头健身比赛，在现行制度下，要应付那冗长的牌照审批，主办方往往在拿到批文前就已筋疲力尽。

这便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反问：究竟是产业要去配合政府的规管，还是规管应适度地配合产业发展？答案显然是后者。监管是必需的，但必须是“适度”而非“过度”。香港冰淇淋车的消失，正是过度监管的哀歌。严苛的发牌条件、对车龄及排放的极高要求、以及流动小贩牌照的停止发放与自然流失，让这门生意缺乏新血加入。当监管细密到不具任何弹性，甚至对轻微违规采取零容忍态度时，扼杀的不仅是一门生意，更是城市的文化肌理。

食环署新任署长首次由非政务官出身的人员担任，外界自然抱有期待，冀望他能打破官僚系统的路径依赖，从“监管者”转变为“赋能者”。改革的第一步，必须从拆解这座牌照迷宫开始。如何将牌照分级？如何对低风险的微型文创活动引入“负面清单”或备案制？如何在发牌程序中加入“文化考量”的权重，而非仅以物理安全为唯一准则？这些都是食环署必须在五年规划开局时交出的答案。

从“湿街市”到文创市集的空间革命

食环署手上掌握的另一项重要资产，是全港近百个公众街市。这些街市承载着庶民生活的烟火气，但近年来空置率居高不下，许多摊档拉上铁闸，了无生气。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伦敦的波罗市场、纽约的雀儿喜市场、东京的青山农夫市集，乃至台北的四四南村——会发现市集早已超越单纯的买卖功能，化身为城市文化认同的载体，也是文创产业最生猛的孵化器。

香港的街市能否进行一场“空间革命”？政府应责成食环署与康文署联合研究，选取部分空置率高的街市，转化为主题式的文创市集或“Pop-up”临时市集。试想，在一个保留着旧式磁砖与档口结构的空间里，年轻手工艺者、独立书店、精品咖啡与传统的菜贩、金鱼佬共处一室，那种新旧交织的张力，本身便是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景观。

这需要康文署积极介入“市集政策”的研究。香港目前的市集生态极度单一，要么是高度商业化的年宵花市，要么是零散而无组织的街头摆卖。我们缺乏一个清晰的市集阶梯：从社区级的跳蚤市场，到区域性的主题市集，再到国际级的标杆性市集。康文署作为文化艺术的推手，理应协助制定市集的空间美学、策展标准与营运指引，让市集不再只是廉价商品的集散地，而是设计美学与社区营造的节点。

小贩管理队的纪律迷思

谈及街头活力，便绕不开食环署麾下那支编制达两千人的“小贩管理队”。这支队伍身穿类似纪律部队的制服，执行的是驱赶、检控、没收货物的任务。这便衍生出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课题：穿着纪律部队的制服，是否就必然应采取纪律部队的规管模式？

纪律部队的逻辑是命令与服从，是将对象视为潜在违法者；但小贩管理，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秩序的协调，更多时候涉及的是弱势社群的生计与社区生活机能的平衡。在推动市集政策与地摊经济的过程中，小贩管理队的角色必须从“取缔者”转型为“管理者”与“服务者”。他们的专业知识不应只用来写告票，更应用来指导摊贩如何合乎卫生标准、如何维持通道畅通。这套制服所代表的威权，必须适度“软化”，加入更多城市管理的温度与弹性。

食环署的“副市长”角色掌管“文明发展”

综观全局，食环署的角色在五年规划中，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吃重。甚至可以说，食环署署长犹如香港这个超级城市的“副市长”，掌管着这个城市最底层的“文明发展”逻辑。

第一，餐饮业的兴衰系于发牌效率。“食肆牌照”和“酒牌”的审批快慢，直接影响商户的租金成本与投资意欲。当监管过度到连厨房的通风喉管位置都有毫厘不让的僵化规定，却不考虑旧楼结构的现实时，餐饮创业便沦为一场赌博。如何在不放弃卫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大刀阔斧地简化流程、引入“先发牌后审查”或“自我声明”制度，是激活经济的关键。

第二，宠物友善政策仅是开端。开放露天食肆予宠物进入，这个细微的举措，其实揭示了一个更大的命题：食环署应该如何拥抱生活方式的变革？不仅是宠物，还有深夜经济、街头表演、户外用餐区等，都需要食环署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民间活力引入更大的投资。所谓“合理的投资”，依赖的是一个可预期、低门槛、高弹性的营商环境。

让产业自由呼吸

《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为香港的体育与文化产业化建立了清晰的方向，极其重要。然而，执行永远比规划困难。正如俗语所说：“魔鬼在细节中。”对于香港来说，那只“魔鬼”就藏在食环署的牌照条文、康文署的场地守则，以及小贩管理队的制服之下。

改革必须是一场“慢煮”的过程，因为涉及法规的修订与官僚惯性的扭转，心急不得；但方向必须坚定。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消灭监管，而是要建立一个与产业并肩而行的监管体系。让冰淇淋车的音乐重新在街角响起，让年轻人在街市的旧档口里贩卖创意，让小贩不必再见到制服便亡命奔跑，让每一场体育盛事与演出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地发生。

食环署与康文署，这两个“署”，不应只是规管生活琐事的机关，更应成为香港新文明的“拆墙者”。只有当那堵由过度监管筑成的墙倒下，香港那个关于文创与体育产业化的五年大梦，才有可能在街头巷尾的真实生活中，落地生根。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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