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香港再没有贫穷问题了吗?
香港没有贫穷问题——因为政府在政策上,没有贫穷的定义。近日公布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宣布,未来不再定义“贫穷”,亦不再沿用收入为本的贫穷线,只强调“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并称所有关键绩效指标(KPI)全部达标。官方话语中可以没有“贫穷”二字,但这绝不代表香港再无贫困,只是政府选择不再以清晰、公开的方式面对。
贫穷线和责任一起被抽走?
多年来,学界、社福界和基层团体一直争取订立贫穷线,目的不是制造“难看数字”,而是让社会承认贫穷存在,并为扶贫工作订下明确的政策目标与量度标准。2013年,政府终接纳意见,首次以住户收入中位数50%作为官方贫穷线,并按贫穷人口变化检视措施成效。这条线是一种制度承诺——政府承认贫穷,并承诺用数据向市民交代进展及成效。
可惜沿用约13年的贫穷线,如今以“不准确”、“有标签效果”为由被弃用,改以“精准扶贫”取代。官员未经立法会咨询,亦无社会充分讨论,便轻描淡写地说社会毋须“纠结‘贫’字”。这不是技术调整,而是政治选择:当指标暴露现实困境,便索性取消指标,让自己在“KPI全达标”的故事中自我感觉良好。
诚然,以收入中位数50%为单一标准,确有不足,例如未计入资产,可能将拥有多层物业的退休长者误纳入贫穷人口。这些技术缺陷值得检讨,但面对不完善,国际上多数国家会引入多维指标(如居住、教育、健康)来补足,中国内地推行精准扶贫时亦从未否认贫穷的存在。香港的问题在于,政府不是优化方法,而是彻底废除制度,背后是不愿被贫穷指标约束。贫穷线虽不完美,却至少能发挥三大功能:提供社会共同语言讨论贫穷;要求政府定期交代贫穷变化、接受公众监察;迫使扶贫政策以减少贫穷人口为终极目标,而非仅完成零碎项目。当政府一面宣布“扶贫KPI达标”,一面“不再定义贫穷”,责任逻辑便从“政府向贫穷人口负责”扭转为“政府只向自订KPI负责”,这正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转变。
指标消失后逾百万贫穷人口仍在
指标消失,不等于贫穷消失。乐施会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推算,2024年首季约有139万人处于贫穷状态,贫穷率达两成,创近年新高;最富裕与最贫穷住户收入差距更扩大至逾80倍。对这139万人而言,饭碗、租金、医疗开支的压力每天真实存在。㓥房户仍以十多万计,贫穷长者及独老、双老住户持续增加,在职贫穷、长期病患者及残疾人士的生活压力亦未因任何报告而减轻。政府不说明他们是贫穷,只是自欺欺人,把这些群体从官方视野中淡化,甚至移走。这不是纾困,而是逃避承担。
现届政府锁定㓥房户、单亲户及全长者住户三大目标群组,报告指约90万人受惠于不同计划。我不否定针对特定群组设计措施的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当官方只剩少数“目标群组”,其他同样承受沉重压力的贫困者——如长期病患者、精神病康复者及其照顾者、过渡性房屋期满住户、陷入在职贫穷的本地劳工——会否逐渐被排除在政策视野之外?若政府只挑选较易“讲故事”的群组包装成果,缺乏全面公开的贫穷指标,便难以证明“精准”是精准扶助,还是精准地缩窄了扶贫的想像空间,让部分人的困境从此失去被看见的机会。
贫穷问题不解何来幸福感?
政府强调未来以“纾困”及“提升幸福感”为重心,续推社区客厅、“共创明Teen”等计划,这些项目确实能提供实际帮助,我乐见其成。但若连贫穷定义都不复存在,如何确保“幸福感”不是停留于宣传口号,而是建立在贫穷人口持续减少、贫富差距逐步收窄的基础上?特区政府正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制定本港五年发展规划,而中央规划强调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若香港自己的规划连“贫穷”二字都避而不谈,如何向市民解释何谓“共同富裕”?又如何说服基层市民相信自己将在规划中向前走,而非被遗留队尾?
要真正带来幸福感,政府必须坦诚承认香港仍有严重贫穷问题,维持一套清晰可检验的贫穷指标;在五年规划中订下具体减贫目标,而非仅列举“重点项目”;让民间组织、学者和基层市民参与制定及监察政策,而非单向公布成果。欠缺这些基本功,再多“幸福感”的形容词都难令人信服。
“不再定义贫穷”不会让基层街坊多一餐饭,也不会令㓥房户租金自动下降。数据清楚显示,香港有逾139万人处于贫穷状态,贫富差距在疫情后不断扩大,贫穷长者数目持续上升。面对现实,选择不再说“贫穷”,只会令市民觉得政府远离他们的生活。数年前取消贫穷线时,政府曾承诺研究“更立体、更完善”的定义,如今所谓“更完善”,原来就是不再定义。如果香港真渴望成为更公平、更有尊严的城市,第一步不是把“贫穷”从政策文件中抹走,而是勇于说出来,并愿意被这两个字约束——承诺不以自我感觉良好的KPI作结,而以贫穷人口的实际减少,作为扶贫政策成败的最终标准。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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