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郭文贵案备受关注，不仅因为涉案金额庞大，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政治标签不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挡箭牌。无论一个人如何以“反共”、“揭黑”或“流亡异见分子”自居，都不代表其行为可以免受法律追究。美国法院要处理的，从来不是他的政治立场，也不是他在海外舆论场上的形象，而是他是否藉虚假陈述、误导宣传及欺诈集资骗取支持者和投资者的资金，并据为己用。案件的关键不在口号，而在行为。不在包装，而在证据。

政治标签不是挡箭牌

郭文贵案之所以值得深究，在于它并非一般单靠商业话术支撑的骗案，而是把政治情绪、道德诉求、身份认同与金钱动员结合起来的操控模式。郭文贵最擅长的，不只是将自己塑造成“反共”象征，更是把金钱支持包装成参与大业、实践信念的政治行动。当追随者相信自己投放的不是资金，而是立场与理想，风险意识便会被情绪认同所取代。于是，“质疑”被视为“不忠”，“批评”被视为“背叛”，个人崇拜亦逐渐凌驾于制度、程序和证据之上。这宗案件的警示正在于，最具迷惑性的政治操弄，往往不是公开要求服从，而是先以理想赢取信任，再把信任变成不容挑战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看，郭文贵不应只被视为个别案件，更可视为一种政治动员模式的典型。无论是叙事手法、群众动员，还是把支持者的情感与信任转化为个人资本的方式，都令人联想到2019年香港“黑暴”期间那些大大小小所谓“领袖”。诚然，两者在法律性质、具体行为和实际后果上并不完全相同，但若从政治伦理和动员结构来看，其相似之处仍值得警惕。两者都善于抢占道德高地，以危机感维持号召力，并以敌我对立压缩异议空间。同时，在群众承担高昂代价之际，把声望、资源和政治收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把这些现象合并来看，便不难发现，相关政治人物关心的未必是建立负责任的公共秩序，而是如何把群众的不满、焦虑与理想转化为可供自身运用与享受的政治资本。

“国际战线”同贩卖危机

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德象征如何被转化为权力资源。郭文贵能长时间维持影响力，关键不只在于立场鲜明，更在于他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不可取代的象征人物，令支持者相信只有追随他，才能接近真相、参与所谓大业及掌握前路。当一个人被神化为运动的象征，公众对议题的关注，便很容易转化为对个人的依附和崇拜。

这种现象在“黑暴”期间同样明显。某些头面人物未必提出过成熟而可行的政治方案，却善于在传媒、网络和国际舆论中占据象征位置，把自己包装成“抗争精神”、“青年意志”或“国际战线”的代表。当个人形象凌驾公共讨论，原本应该接受理性检视的问题，例如策略是否失当、诉求是否清晰、代价是否相称，便容易被淡化。表面上谈的是理念，实际上运作的，往往已是一种围绕少数人物展开的情绪政治和个人崇拜。

与此同时，持续制造危机感，也是这类人仕巩固影响力的常见手法。郭文贵长期营造一种时机稍纵即逝的叙事，不断渲染局势将变、机会难再，催促支持者即时投入资源。这类说法的作用，在于压缩群众冷静思考和审慎判断的空间，使人无暇追问事情是否属实、策略是否合理、代价由谁承担。

煽动对立从中获红利

“黑暴”期间，类似情况亦屡见不鲜。某些所谓领袖和意见人物不断推高危机感，把每一次升级对抗都说成“最后关头”，仿佛任何保留、质疑或主张降温的人，都是怯懦、退缩，甚至背弃阵营。在这种氛围下，理性被视为阻力，节制被视为软弱，公共讨论亦逐步让位于情绪动员。群众愈焦虑，操盘者便愈容易巩固自身位置，因为他们的号召力，本来就建基于危机感的不断升高。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政治操作往往伴随对异议的压制。郭文贵面对批评时，常把质疑者描绘成敌对势力、渗透者或叛徒，借此把原本应该讨论的事实问题，扭转为忠诚问题。这种手法之所以奏效，在于它无须回应证据，只需煽动支持者情绪，便足以排斥异见。

“黑暴”期间，类似的敌我对立亦相当普遍。凡是反对暴力升级、质疑揽炒路线、关注社会秩序，或不赞成把青年推向更高风险的人，都可能被扣上“鬼”、“蓝”、“内奸”之类的标签，承受群体压力和舆论围攻。表面上，这类运动高喊“民主自由”，实际上却缺乏对内部异见的真正包容。它所追求的，不是多元讨论，而是立场一致与情绪同调。这种文化不但无助化解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削弱社会对程序、比例和责任的重视。

群众信任无奈被牺牲

然而，最值得反思的，始终是风险与收益分配极不对等。郭文贵案中，不少支持者投入大量资金，最终蒙受损失，但郭文贵却长期维持奢华生活，把群众信任转化为个人利益。“黑暴”期间的情况虽不完全属于金融诈骗，但其结构失衡同样明显。真正承受法律代价、失去学业机会、背负刑责，甚至改变人生轨迹的，多是普通青年和基层参与者。相反，那些最擅长发言、争取曝光、对外联系和塑造形象的人，往往能藉支持者捐助潜逃离港，并把原有知名度转化为争取西方庇护的资本，在海外开展新生活。当牺牲被浪漫化，承担被神圣化，群众便容易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究竟谁在付出，谁在得益，又是谁真正为后果负责。

这种失衡之所以得以延续，亦与外部背书所制造的权威感有关。郭文贵深知，单靠自我宣传难以长久维持公信力，因此特别重视与外国政客、媒体人物及具象征意义的公众人物建立联系，借此擡高身价，令支持者误以为他已获重要政治力量认可。“黑暴”期间，某些所谓领袖同样倚重海外政界接见、国际媒体采访和外部政治话语的加持，并把这些外来回音转化为本地正当性。

迎合外部戏剧性叙事

然而，外部关注从来不足以证明“黑暴”的道德正当，更不能取代对本地社会后果的交代。当政治人物愈来愈依赖国际舆论市场巩固自身地位，其关注重心便可能逐步偏离本地民生、社会秩序和长远承受能力，转而迎合更容易被外部受众接受的戏剧性叙事。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再被负责任地代表，而是沦为供应国际政治市场的情绪素材。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郭文贵案真正揭示的，并非某个人物如何失势，而是现代政治传播如何透过道德包装，令某些人长期逃避正常检验。只要一个人成功占据象征位置，并把自己与某种崇高目标绑在一起，外界便容易把对其具体行为的质疑，误当成对整体理念的否定。于是，批判个人会被说成破坏大义，追究责任会被说成打击阵营。这正是最值得警惕之处。

无论是郭文贵的所谓“反共”叙事，还是“黑暴”期间某些人物对抗争、自由和国际声援等语言的挪用，反映的其实是同一问题：当理想沦为权力工具，当口号成为遮掩责任的屏障，政治便很容易滑向表演、操控与收割，而不再是对公共福祉的真正承担。

别轻易让理想被挪用

因此，若要从郭文贵案汲取真正有价值的教训，重点不应只停留于谴责一名已被定罪的人，而是要借此重新审视一整套政治逻辑：以道德光环包装权力，以群众情绪巩固地位，以他人代价换取个人资本。把这个框架放回“黑暴”期间某些所谓领袖身上，便不难看出，问题从来不在于他们说过多少动听口号，而在于他们是否尊重程序、是否接受检验、是否敢于承担后果、是否把普通人的长远利益置于个人声望之上。

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始终答不上来，那么再漂亮的语言，也只是粉饰。再高调的姿态，也未必承载真正的公共伦理。成熟的社会，不应迷信任何自称代表民主、代表正义的人物，而应始终以责任、后果、比例与诚信作为衡量标准。唯有如此，公众才能走出情绪与神话，重建对政治人物的清醒判断，不再轻易让理想被挪用，也不再让信任沦为投机者收割的资本。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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