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当欧洲今夏接连遭遇破纪录热浪，高温已不再只是季节性的身体不适，而是迅速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医疗压力、劳工风险，甚至造成大量实际死亡。问题的本质因此十分明确：这不仅是天气事件，而是一场考验现代国家在危机之中如何排序价值的治理试题。若把整场争论浓缩成一句，核心其实是：“究竟人命重要，还是意识形态重要？”今次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热浪本身，而是面对高温时，欧洲部分社会与政治力量仍倾向以文化偏见、道德姿态和意识形态，压过具体而迫切的生存需要。

极端热浪撕开欧洲“治理漏洞”

现时欧洲不少国家的制度设计与社会观念，仍停留在把炎热视为偶发情况的年代。许多住宅本来为保暖而建，并非为散热而设。不少城市规划与建筑法规，亦未有把极端高温视为常态风险。当热浪愈来愈频密、愈来愈剧烈，这些原本看似合理的安排，便迅速暴露为致命漏洞。尤其在租务市场，住户往往缺乏安装冷气的自主权。在历史建筑与共管物业之中，外墙改动和设备配置又受多重限制。再加上安装成本、技术门槛与社会观感，结果往往是最需要降温设备的人，反而最难获得这些设备。

从比较角度而言，冷气普及率正好反映不同社会对高温风险的理解，以及对居住条件的制度安排。香港家庭冷气普及率超过90%，属全球最高水平之一，早已是家居基本配备。相较之下，法国约为25%，德国约为6%，英国更只有5%。这组数字不仅显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更说明欧洲部分国家的困境在于，高温风险早已明显上升，但冷气设备、建筑配套与社会观念，仍停留在较温和气候下的旧有思维。

德国是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这个一向以理性、科学、工业能力和公共秩序见称的国家，却在高温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文化非理性。所谓“Es zieht!”，即对穿堂风与气流的戒备，已不只是生活习惯，更在某程度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对不少德国人而言，风扇、开窗、气流与冷气，并非单纯的物理现象，而是与感冒、肌肉不适，甚至更严重健康风险连系起来。正因如此，德国红十字会亦要公开澄清，指出穿堂风不会致病，感冒是由病毒引起，而不是由风吹造成。当一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官方机构，仍需反复澄清这类基本医学常识，便反映问题已不只是民间迷信，而是文化偏见正在实质影响公共健康判断。

左翼绿色力量“价值倒置”危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怕风文化往往又与“挨得过去就是美德”的观念结合起来。忍热被视为“坚毅”，使用冷气反而被看成“过度讲究”。结果，本来可以用技术处理的问题，被扭曲成人格与生活态度的考验。这正是欧洲部分社会眼前的症结：问题不在于缺乏技术、财力或制度，而在于某些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至今仍在高温威胁面前阻碍理性决策。已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过：“The air conditioner changed the natur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tropics. It made development possible.（空调改变了热带地区文明的性质，使发展成为可能。）”他亦指出：“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you can work, but not with the same efficiency.（没有空调，你也能工作，但效率会降低。）”李光耀所言的重点不在歌颂冷气，而是指出一个简单事实：在高温环境下，温度控制从来不只是舒适问题，而是与工作效率、公共运作及社会秩序直接相关的基本条件。

若说德国的例子反映文化偏见如何压过科学常识，那么法国则更清楚显示，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公共治理判断。面对热浪，法国政府及相关公共资讯曾提出多项应对建议，例如在窗前挂湿床单、晚上开窗通风、种植更多植物降温、避免煮食而改吃沙律、多喝冷水，以及前往较清凉地方暂住。这些方法并非全无作用，部分亦有一定辅助效果。然而，当极端高温已构成大规模健康风险，长者、儿童、病人与低收入家庭已处于危险边缘，若政策论述仍停留在这一层次，便反映整个治理框架仍未真正承认，高温本身是一场需要基础设施正面回应的公共危机。

也正因如此，本港过往公共医疗的经验尤其值得参考。早年本港公营医院逐步增设空调时，儿科病房正是最早优先配置空调的病房之一。这并非出于舒适或装修考虑，而是基于明确的医疗判断。由于儿童体温调节能力较弱，发烧时在适当温度环境下接受照护，更有利稳定病情、协助退烧及减少不适。这说明空调在医疗场景中从来不是附加享受，而是治疗环境的一部分。这个例子正好提醒公众，成熟社会对冷气的理解，应建基于科学实证与生命保护，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评价。

中国制冷设备突破严格规范

在极端热浪之下，冷气的性质其实已经改变。它不再只是一般消费品，而是涉及健康权、生存权与基本生活条件的准公共必需。当医院、老人院、托儿设施、学校和密集住宅区都面对高温风险时，国家与地方政府理应重新检视建筑规范、租客权利、能源配置与公共资助机制。若仍把空调设备视为“私人选择”，把高温死亡当成“个别不幸”，把降温责任交由住户自行挂湿布、喝冷水和“死顶”，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属于公共治理的责任，包装成市民个人的生活管理问题。这不是进步，而是治理卸责。

欧洲部分左翼与绿色政治力量在今次热浪中的表现，暴露出一种值得警惕的价值倒置。环保当然重要，能源效率、建筑隔热、城市绿化和低碳转型，全都应该推进。然而，当长远目标与即时救命出现冲突时，施政者首先必须守住的，是人的生命与基本安全。若有人自己身处冷气空间，却要求基层家庭、老人和病人拒绝冷气，以维持某种道德姿态，这就不再是环保，而是把别人的脆弱处境变成自己的价值装饰。真正负责任的政策，不会把可以救命的技术妖魔化，也不会把高温下最基本的降温需要，说成落后或不够进步的生活习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冷设备在欧洲受到高度关注，意义已不止于商业层面。一些品牌之所以引起关注，正因产品设计正面回应了欧洲住宅在建筑条件、安装限制与使用场景上的实际痛点，某程度上突破了严格规范所形成的使用门槛。这正好说明，当部分欧洲社会仍在争论冷气是否奢侈，市场早已率先回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谁能为住户提供真正可行的降温方案。

气候不会等待意识形态感动

这场争论同时折射出另一个值得正视的现象，就是部分在英港人对问题的反应。当有人只是感叹英国天气太热、家中没有冷气，回应往往便是大量“返大湾区凉冷气啦”之类、甚至夹杂粗言秽语的留言。这种反应表面上是讥讽，实际反映的却是身份焦虑、认知失调，以及对自身选择的反复确认。某程度上，这亦是在说服自己，当日离开香港的决定没有错。正因如此，一旦承认中国内地城市和香港在空调基建、城市配套与供应链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便可能动摇部分人长期依附的政治叙事与自我理解。

于是，最直接的自我防卫方式，就是把具体生活问题重新政治化，将别人对高温的真实不适，扭曲成立场表态的材料。可是，高温不会因为政治口号而降温，儿童发烧、长者中暑、病房闷热，甚至人命流失，也不会因为一句网上嘲讽而消失。当公共讨论连最基本的人身处境都拒绝正视，便反映某些人已不再以事实与人命作判断起点，而是先有身份立场，再由现实配合结论。这不是可不可悲的问题，而是当人连最基本的处境与痛苦都不愿承认时，讨论本身便已失去应有的底线。

因此，今次欧洲热浪真正迫使人重新面对的，不只是冷气的价值，更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现代国家的责任，不是要人民透过忍受本可避免的痛苦来证明品格，也不是要弱势群体以自身风险去维持某套观念的纯洁，而是以制度、技术与资源配置，尽量减少可预见的伤害。若答案是人命重要，那么冷气、降温设施、热浪预警、公共场所温度标准、医疗及院舍设备更新、租客安装权利与供应链保障，都应被视为生命保障的一部分。

若仍有人把这些问题停留在文化偏见或意识形态姿态的层次，那么他们真正捍卫的，已不是甚么高尚价值，而只是不愿向现实低头的自我感觉。气候变化不会等观念慢慢转变，高温亦不会理会人的偏见。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不是谁喊得最响亮，而是谁愿意在灾难面前承认最基本的一点：“千宝贵、万宝贵，人命最宝贵。”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