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一代戏剧宗师钟景辉先生（King Sir）辞世，香港各界同感哀恸。当悼念的镁光灯渐次熄灭，我们不得不追问：纪念一位巨人，除了鲜花与冠名仪式，还有什么方式足以承载他跨越半世纪的精神遗产？答案或许不在一尊铜像、一面牌匾，而在于将他毕生耕耘的戏剧土壤，化作一座既能造血、又能育才的产业平台——一个真正属于香港戏剧的“主场”。东九文化中心正是绝佳契机：何不将之命名为“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交由香港话剧团以专业模式全权营运，让King Sir的艺术生命，在一个融合文化产业与艺术专业的全新体系中，真正生生不息？

播种的人：他的舞台远不止于舞台

要谈如何“纪念”，得先明白我们失去了什么。钟景辉对香港演艺的影响，绝非“戏剧泰斗”四字就可以概括。他是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一手建立起系统化的表演教育，让演艺从“手艺相传”走向学院培训；他曾在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执教，周润发、刘德华、谢君豪、汪明荃等影视巨星皆受其启蒙；他先后出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顾问、中英剧团创团艺术顾问，为这两个今日香港旗舰剧团的发展奠下基石。可以说，过去半世纪香港表演艺术的专业化进程，每一道脉络都流着他的心血。

他培育的不是一两个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导演、编剧与设计师；他建立的不是个人的表演风格，而是一整套让创作得以发生、人才得以出头的“体系”。因此，纪念钟景辉，最贴切的方式不是把他供上神坛，而是把他最擅长的事——搭平台、育人才、养生态——用一个更有体系、更可持续的方法延续下去。这才是King Sir留给香港最珍贵的方法论。

游牧的旗舰：香港话剧团的主场之殇

要理解这项构想的迫切性，必须先看清香港话剧团的处境。作为本地最具规模与艺术实力的旗舰剧团，香港话剧团创立近半世纪，从《原则》到近年的《大状王》，艺术水平与票房号召力有目共睹。然而，这样一个标志性艺团，长期以来竟没有属于自己的“基地”。目前话剧团的演出排练室与办公室设于上环文娱中心空间，场地面积有限，排练空间不足，行政团队蜗居一隅，缺乏与创作规模相匹配的硬件支持。

这种状态带来多重制约：没有固定演出主场，剧团的剧目只能在康文署或者其他场地巡回租场上演，档期受制于人，难以建立稳定的观众预期与票房规划；缺乏足够专属排练设施，大型制作的合成彩排捉襟见肘，像《大状王》这类气势恢宏、舞台调度复杂的原创音乐剧，若有专属的大型排练厅与驻场剧院，艺术质量必能再上层楼；更关键的是，没有主场便难以打造“驻场剧目”——那些可以长期上演、反复打磨、成为城市文化地标的招牌制作。伦敦有《歌声魅影》，纽约有《狮子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商鞅》，这些剧目与其剧场空间融为一体，成为游客必看的文化景点，持续创造票房收入与品牌效应。香港话剧团的《大状王》口碑载道，却因欠缺驻场条件，难以转化为长青的“文化资产”。这是资源的浪费，更是体制的遗憾。

东九的潜力：从场馆到产业母体

东九文化中心坐落九龙湾，硬件条件优越，拥有一座约1,200个座位的大剧院、中型剧场及黑盒剧场，更配备充足的排练厅与办公空间。政府原将其定位为“艺术科技”基地，但若只侧重技术展示，恐怕错失更大的格局。试想，若将东九文化中心命名为“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由香港话剧团直接进驻主理，把办公排练演出集中在同一个地点；那些排练厅便可化身剧团的创意心脏，让导演、演员、设计团队有充分空间进行深度排练与实验；那些办公室可以容纳完整的艺术行政、制作管理、教育外展团队，让剧团的营运从“散落各处”变成“一体化协作”；更重要的是，大剧院成为话剧团的“主场舞台”，让《大状王》这类旗舰制作能够以驻场剧目的形式长期上演，既服务本地观众，也吸引海外游客。

这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有坚实的内地与国际经验可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坐落安福路，拥有艺术剧院、戏剧沙龙、D6空间等多个演出场地，每年制作数十部剧目，以《商鞅》《秀才与刽子手》等原创剧目建立全国口碑，其自有的排练厅与创作空间让艺术生产从不中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坐镇首都剧场，是《茶馆》、《雷雨》等经典的诞生地与常演地——观众买票进首都剧场看《茶馆》，买的不只是一出戏，而是一个文化仪式。国家话剧院同样拥有专属剧场群，进行大规模创作。这些剧院的共同经验是：有基地，才能养出经典；有主场，才能让品牌沉淀。

再把目光放远，伦敦的英国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更是全球剧场营运的典范。它由政府资助却以产业模式运作，管理奥利弗、利特尔顿、多夫曼三个大小各异的剧场，每年制作20多部新作，涵盖经典改编、原创剧本与跨界实验。它既能推出雅俗共赏的票房力作，长寿剧《战马》全球巡演收益可观，又能藉NT Live转播把舞台演出化为电影产品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可观的收入来源与文化输出。更重要的是，它设有“新剧作实验室”，专门孵化新剧本、培育新导演，为整个英语戏剧圈输送创意与人才。这种“产业养艺术、艺术促产业”的循环，正是香港目前最匮乏的。

基地的魔法：从《大状王》到戏剧旅游经济

让香港话剧团拥有主场，绝不是“找个地方让他们演戏”这么简单。主场所带来的，是一整套产业模式的转型可能。

以《大状王》为例。这出原创粤语音乐剧由高世章作曲、岑伟宗填词、张飞帆编剧，首演后口碑轰动，被誉为“香港音乐剧的里程碑”。然而受限于场地与档期，演出场次有限，许多向隅观众无缘入场。若“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成为话剧团的主场，《大状王》便有条件发展为“驻场剧目”——每年固定档期上演，甚至效法百老汇模式长期驻演。这不仅能满足本地观众需求，更能吸引大湾区及海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赏，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形成真正的“戏剧旅游经济”。与此同时，驻场模式容许剧目持续打磨，演员随着演出场次累积而愈加精炼，舞台技术日益纯熟，最终成就一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这是游击式租场演出永远无法企及的艺术境界。

更进一步，主场还能孵化更多原创IP。话剧团的创作团队在中心内拥有稳定的排练与研发空间，可以系统性地进行新剧本开发、演员训练、跨界实验。这些原创作品先在中型或黑盒剧场试演，成熟后搬上大剧院，最终输出为电影、串流平台内容，甚至国际巡演版本。钟景辉一生最痛心的，是香港戏剧界“有演员、缺编剧”的窘境，以及剧场与影视业的断层。这个以他命名的中心，正好可以设立“King Sir剧本创新基金”与“人才共育计划”，让剧场成为影视故事的“研发中心”，从根源上解决内容产业的造血问题。

品牌的力量：“钟景辉”三字是无形资产

有人或许担忧，以逝者命名是否合宜？我反而认为，“钟景辉”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精神号召。在教育界，他是演艺学院的精神灯塔；在影视圈，他是无数巨星感念的恩师；在普罗市民心中，他是香港戏剧的良心。将中心命以他的名字，不只赋予场馆灵魂，更能凝聚跨世代、跨媒介的信任与资源。

试想，“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主办的“King Sir青年导演计划”，能吸引多少有志青年报名？其开幕大戏，会获得怎样的媒体关注与票房期待？它与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伦敦National Theatre的交流合作，又会带来多大的国际能见度？这种品牌效应，是任何全新的“东九文化中心”四字难以企及的。它把个人纪念转化为制度性的文化磁石，让追思变成参与，让崇敬化为行动。

对接国家规划：戏剧产业化正当其时

这样的构想，与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战略高度契合，也正正回应了香港未来五年文化发展策略的核心方向——推动文化产业化。香港不能再把艺术纯粹视为福利或教育，而要让文创成为经济增长点。东九文化中心若停留在“康文署场地出租”的思维，不过是多了一个被动的表演空间；但若转型为“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由香港话剧团以主场模式营运，它就能成为香港首个“戏剧产业综合体”。

什么是戏剧产业化？不是牺牲艺术，而是建立生态：上游孵化创意、培育人才，中游进行专业制作、累积IP，下游拓展演出、转播、教育、周边产品，甚至戏剧旅游。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可以汇聚编剧工作室、制作公司、经理人公司、排练设施、戏剧书店、餐饮休闲，成为九龙东的文创地标。当一个中心能年产十部以上不同规模的制作，其中两三部衍生为电影或巡演节目，它便不再是单一的支出单位，而是能创造就业、吸引投资、拉动周边经济的“绿色引擎”。

最好的纪念，是给他一个基地

钟景辉生前常说：“戏剧是群体的艺术。”他最不愿看到的，恐怕是个人的名字被凝固成冰冷的石碑，而后继无人、剧场凋零。香港正处于文创产业转型的关键路口：电影业渴望好故事与好演员，串流平台需要原创内容，年轻创作者苦无出路，观众期待更多高质量的本地制作。所有的需求，都指向一个能够整合资源、培育人才、制作内容的主场平台。而这个平台，没有谁比香港话剧团更适合进驻，没有哪个名字比“钟景辉”更能凝聚共识与力量。

将东九文化中心命名为“钟景辉戏剧艺术中心”，由香港话剧团营运——让排练厅不再只是排练厅，而是创意的孵化器；让大剧院不再只是表演场地，而是经典的诞生地；让《大状王》不再是一闪而过的盛事，而是年年上演的城市记忆。这样的纪念，不是封存历史，而是打开未来；这样的投资，不是资助一个艺团，而是孵化一个产业生态。

最好的纪念，是让他在我们未完的剧本里继续发声；最深的致敬，是让他的方法变成更多人可以踏上舞台的台阶。愿不久将来，当人们步入九龙东那座以他命名的剧场中心，看到的不仅是钟景辉先生的肖像，而是一出出生猛的原创戏剧、一个个被他精神感召的新进演员、一套套从这里诞生并影响华语世界的故事。到那时，我们才能说，我们没有辜负King Sir留给香港的，那片他一直想望的、肥沃的创作土壤——那片土壤，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扎根、生长、开花结果的“主场”。

这才是纪念的真义。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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