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近日，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后辞任议席，社会随即出现应否进行补选的讨论。有行政会议成员认为，若条件许可，理应尽快安排；亦有意见指出，立法会人手充足，一两个议席出缺影响有限，加上补选涉及可观公帑，恐惹来市民反感。坊间更不乏“嘥钱”之声，反映社会对此存在明显分歧。然而，若只把问题简化为“是否值得花这笔钱”，便忽略了更根本的核心——法治。

法规明定“必须”补选
现实却容许“无限期”悬空

根据《基本法》及《立法会条例》（第542章），议席一旦出缺，秘书处须于21天内刊宪，随后选举管理委员会“必须”安排补选，除非补选日期落在本届任期结束前四个月内，或行政长官已解散立法会。换言之，补选并非“政策选项”，而是白纸黑字的法定责任；“必须”二字，原不应留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问题在于，法例没有订明补选的具体完成时限。这原意是为了保留行政弹性（如筹备时间、公帑运用、与其他选举撞期等），但在实务操作上，这份“弹性”却被不断拉长，逐渐偏离立法原意。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于2024年回复立法会质询时披露，自首届立法会至今共51个议席曾在任期内出缺，其中约六成（30个）悬空超过一年才处理。这说明，“长期悬空，慢慢再算”已非个别例外，而是逐步常态化。

上一届选委会界别议员黄元山，于2022年底辞任并转任特首政策组组长，其席位悬空长达一年半。笔者曾就此提出质询，政府仅回复“按实际情况”与选管会沟通，未有具体日期。最终该空缺几乎横跨整个余下任期，90席变成“89席版本”照常运作。

法律文本中的“必须”从未被删改，但在政治实践中，它却愈来愈接近“如有需要再说”。法治最脆弱之处，往往不在于有人公然抗法，而在于清清楚楚的法定责任，因欠缺时限与问责机制，被容许无限期延后，沦为一项视乎政治日程与财政考量“弹性处理”的选项。当补选与否、何时举行，愈趋取决于是否“政治上方便”或“财政上合算”，法治中那层“有代价、有不便仍须依规矩行事”的基本含义，便会被逐步掏空。

市民“可有可无”的冷漠
折射议会认受性的恶性循环

这种“一拖再拖而毋须付出政治代价”的现象，本身已折射出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就是议会的认受性正承受压力。当社会普遍觉得“少一个议员无所谓”，政府便愈难感受到要求尽快补选的民意压力；而每一次补选可以轻易延期，甚至不了了之，又反过来巩固“立法会不重要”的印象，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市民对补选的抗拒，并非全然否定制度本身。近年公众对公共资源运用的普遍观感是“成日浪费公帑”，从大型基建到日常服务，效率与问责皆难以令人信服。在此背景下，补选理所当然被视为另一宗“纯烧钱”项目。关键不在于市民不理解代议制度，而在于他们难以相信，多一位议员会在实质政策结果上为自己带来可感知的差异。

“多一个议员都冇乜分别”——这不单是牢骚，更是现实经验“总结”。经历多次选举与补选，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未必能看到议员的提问和表决，如何具体改变政策取向、资源分配或服务质素。当议会介入与否，在市民眼中“效果相若”，议会作为制度环节的“功能感”自然流失。对“为何一定要补齐90席”的坚持，亦随之松动。

补选填补议席易
重建制度与民心的距离难

理论上，立法会肩负审议法案、批核拨款与问责施政的职能，是管治体系的关键一环。即使在行政主导架构下，议会仍被期望提供一定制衡，至少要在程序上把关，确保政策与资源使用接受公开检视。当社会开始对补选抱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其实质并非否定一场选举，而是对议会能否履行这些职能存疑。

要扭转此恶性循环，立法会不能只寄托于“依法产生”的制度正当性，而必须主动争取社会认可。这包括：更积极而非形式化地听取民意，建立市民切实感受到参与与回应的渠道；议员及委员会更频密、更具体地向公众交代议政工作，说清楚每一次审议与表决如何影响政策内容、落实进度与实际服务。唯有当市民能将议会运作与具体民生改善联系起来，议会的存在感才有机会由程序层面回归实质层面。

补选是法律赋予的责任；补选所引发的争议，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对制度信任的现况。政府固然应依法履行补选责任，不应任由“必须”沦为视乎方便与否的选项；但更重要的是，立法会必须正视公众对其功能与角色的疑问，认真回应认受性被侵蚀的风险。否则，即使日后完成任何一次补选，若市民仍只视之为“又一轮花钱的程序”，制度的正当性也难以真正站稳。

补选可以填补一个议席，但唯有重建信任，才能填补制度与民心之间的距离。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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