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7月6日，台北戏剧奖颁奖礼上，导演洪千涵穿着亡父西装、挺着八个月孕肚登台领奖时透露，她与同性伴侣曾睿琁为了“拥有彼此基因的孩子”，决定由弟弟洪唯尧捐赠精子、曾睿琁提供卵子，再植入洪千涵子宫怀孕。弟弟的精子、同性妻子的卵子、自己的子宫，一个家庭体系中三个不同成员的遗传与身体资源，被人工组合在一起。评审团盛赞其“将剧场公共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颁予最佳导演奖及最佳独立精神奖。台媒同样一片颂扬。

艺术的先锋实验可以毫无底线吗？

这场“伦理实验”，从一开始便遗漏了最重要的持份者。那个婴儿从未被问过是否愿意参与。更令人不安的是评审团的态度：他们将一个陷于道德争议的生命，视为“艺术作品”的延伸，将其注定要面对的身份混乱称为“艺术的公共性”。

看过日本动漫《钢之炼金术师》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修·塔克将女儿和宠物狗炼成合成兽的一幕。即使在动漫世界，这一幕也对全球观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至今仍然深刻。一个真实生命将来或因触及社会伦理底线而产生的苦痛，竟可被视为“实验数据”；而评审团不仅没有对洪千涵测试伦理道德予以批评，更颁发奖项为其背书，等于宣告所谓艺术的先锋实验可以毫无底线、凌驾人的尊严，实在荒天下之大谬！

乱伦在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1898年发表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中，将乱伦禁忌提升至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他开宗明义指出，乱伦不仅是被禁止的，更被视为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正因如此，乱伦禁忌应被理解为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

“同姓不婚”——在古代中外国家皆然，从“优生学”的角度避免近亲繁殖，从而降低遗传病的发病率。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提出的“韦斯特马克假说”认为，从小共同长大的儿童（特别是在六岁前），成年后通常不会对彼此产生性吸引力，这是一种人类演化出的本能，用以避免近亲繁殖，可被理解为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先天厌恶”。涂尔干则另辟蹊径，论证乱伦对于社会结构的颠覆破坏。

涂尔干认为，乱伦禁忌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本身。他追溯至图腾制度：氏族成员因共享同一图腾而被视为同一血缘共同体，图腾是神圣之物，象征着“血的共同体”。同一氏族内的性关系之所以被禁绝，并非因为他们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共享同一神圣符号。禁忌的对象不是“亲属”，而是“氏族”，一个社会建构的群体。换言之，乱伦禁忌的本质，是社会为了自我保存而设立的第一道边界。它定义了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定义了什么可以混合、什么必须分离。没有这道边界，就没有社会。

孩子被悬置于社会结构真空地带

涂尔干进一步指出，家庭是最早的道德共同体，家庭情感是最早的宗教形式，因此家庭关系总是带有神圣的色彩。男女性爱则以自由为核心，属于凡俗领域。乱伦禁忌之所以是所有文化中最严重的禁忌，正是因为它将两种本应泾渭分明的领域，即家庭的神圣秩序与性爱的凡俗冲动，混杂在一起。这个“圣俗二分”的框架，为我们理解洪千涵的个案提供了锐利的分析工具。

从生物学角度看，这不是性交意义上的乱伦。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对家庭结构中角色与关系的系统性混淆。孩子将同时拥有一个提供基因的舅舅、一个提供卵子的母亲伴侣、一个提供子宫的母亲。家庭中最基本的称谓系统，父亲、母亲、舅舅，在这个孩子身上集体失灵。一个孩子若无法用任何现有的家庭语言描述自己的出身，他的存在便悬置于社会结构的真空地带，一个没有清晰归属、没有明确位置的缝隙。这不是对乱伦禁忌的“突破”，而是对乱伦禁忌所依托的社会分类体系的瓦解。

挑战集体意识中对家庭基本理解

这个孩子未来要面对的问题，远比成人世界的抽象辩论更为具体。他要叫妈妈的弟弟什么？舅舅，还是爸爸？他要叫妈妈的同性伴侣什么？妈妈，还是爸爸？当同学问起“你的父母是谁”，他要如何回答？“我的爸爸是我的舅舅？”“我有两个生母？”

洪千涵等人创造的家庭结构，从根本上挑战了集体意识中关于家庭的基本理解。当一个家庭结构无法被社会的集体意识所容纳，孩子将承受集体意识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巨大裂缝。涂尔干曾警告“失范”（anomie）的危险：当社会规范模糊或崩溃时，个体将陷入无所适从的焦虑。这个孩子未来面对的，正是一种结构性失范，他无法用社会现有的任何一套语言来回答“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

这些问题停留在哲学思辨层次还好，但成为一个人每天要面对的现实，则是极度残忍的事，等于被强行悬置于社会分类系统的缝隙之中，被迫承担成人世界伦理实验的全部后果。而这一切，只因为三个所谓的艺术工作者，想要一个“拥有彼此基因的孩子”。

成年人的自私不应由下一代买单

乱伦禁忌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才形成今天我们视为“常识”的家庭结构。这些结构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古人愚昧，而是因为它们在漫长的社会演化中被证明是维系社会团结的有效形式。洪千涵等人或许真心相信自己在“拓展家庭的定义”。然而社会规制的原始形式之所以被确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对社会基本结构的任意瓦解。当“打破禁忌”本身成为目的，我们便忘记了禁忌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那些最无力保护自己的人。

稚子无辜。洪千涵、洪唯尧、曾睿琁三人作为成年人，有能力理解这个家庭结构的复杂性，有能力承受社会观感，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评审团则以奖项为他们背书，将这场伦理实验包装成“艺术成就”，进一步强化了一种危险的价值排序，艺术的创新可以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

我奉劝广大的台湾同胞必须认真杯葛此三人的荒诞行为，批判台北戏剧奖的专业操守与伦理观念。台湾当局亦应立即对此三人是否有违反乱伦及其他当地辅助生育之法律展开调查。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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