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今年的世界杯已进入八强阶段，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吸引全球数十亿人的目光。相较之下，为何奥运会近年却愈来愈少受到关注？不妨先从世界杯本身的变化说起。2026年世界杯球队扩充至48支，比赛场次亦增至104场，赛期延长至39天。这更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主办。

主办世界杯彰显国际声望

美国本来完全有能力单独主办2026年世界杯，但由于2015年国际足协腐败案爆发，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主导跨境执法，令美方与国际足协内部部分保守势力之间产生极深矛盾。对不少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国，尤其部分南美和非洲足协而言，美国的长臂管辖形象带有明显政治威胁。于是，美国选择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申办，以争取更多成员国支持。虽然是三国联合举办，但75%的比赛仍然安排在美国本土进行，显示美国在主导权上依然占据核心位置。

2030年世界杯百周年的申办竞争，更能反映世界杯依然具备极高的全球吸引力。虽然正式投票到2024年才进行，但西班牙与葡萄牙早于2020年已率先宣布联合申办。摩洛哥其后在未能取得2026年主办权后，于2023年加入，组成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三国联合申办。与此同时，鉴于首届世界杯由乌拉圭主办，南美的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巴拉圭亦组成联盟申办。英格兰与爱尔兰联盟，以及埃及、希腊、沙特联盟亦先后加入竞逐。最终，国际足协选定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联盟，并为安抚南美会员，安排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各办一场比赛，以作纪念。这显示世界杯不但持续吸引多国争逐，其主办权本身亦已成为一种国际声望资产。

奥运荣光不敌财政重担

与此同时，奥运的申办情况却愈来愈令人却步。国际奥委会已将以往“城市主动申请”的模式，改为“主动邀请”模式，由奥委会主动接触有意向的城市。这转变本身，已反映申办市场正在收缩。若非愈来愈多城市不愿承担奥运所带来的高额成本与政治风险，国际奥委会也无需改变制度。罗马的例子尤其典型。早在2013年申办2020年奥运时，罗马已率先退出，并非完全放弃主办意愿，而是连申办阶段的游说开支都过于庞大，令意大利政府不愿提供财政担保。

马德里的例子同样值得重视。马德里曾三度申办奥运，但在欧债危机阴影下，西班牙方面已开始仔细盘算如何大幅压低成本。奥委会在第一轮投票中将马德里淘汰，据称部分原因是担心其日后退出，令整个程序陷入尴尬。这看似只是投票安排上的技术细节，实际上却反映出奥运申办已不再是优势竞逐，而是风险筛选。当主办方开始担心候选城市会中途抽身，便足以说明赛事吸引力已不及往昔。更重要的是，这类退出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带有系统性。城市不再只考虑主办是否光荣，而是先衡量公共财政能否承受。这与过去把奥运视为“城市腾飞”象征的年代，已明显有所不同。

世界杯政治象征压力较轻

东京与伊斯坦布尔的申办过程，同样反映奥运与国家政治叙事之间的紧密关系。日本申办，旨在于2011年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后，向世界展示国家已恢复稳定。土耳其则希望透过主办奥运，代表穆斯林世界发声，争取伊斯兰世界领袖的舆论支持。惟在投票前夕，土耳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形象迅速受损，结果2020年奥运最终只剩东京一个候选城市。这说明奥运主办不单是体育决定，更是一项国际形象工程。一旦国内政治局势不稳，赛事的象征价值便会随之削弱。奥运之所以愈来愈难申办，正因它往往要求主办国同时具备财政能力、社会稳定、国际形象与政治自信，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整个申办便可能动摇。相比之下，世界杯虽然同样承载国家形象，但对主办城市施加的政治象征压力较轻，因此更易维持申办热度。

到了2024年奥运的最后阶段，问题已十分明显。原本共有五个候选城市，但在奥委会开始投票前，已先有三个退出：汉堡在公投中被否决，罗马因财政问题退选，布达佩斯则因国内反对压力而放弃。最后只剩巴黎与洛杉矶两个城市。于是，奥委会干脆一次过敲定2024年和2028年两届主办权，分别由巴黎与洛杉矶承办。洛杉矶原本只打算申办2024年奥运，后来之所以勉强接受2028年，关键在于奥委会提出更多分成、提前拨款及更大的商业空间，令洛杉矶有望从举办奥运中取得更多收益。

世界杯回报结构优于奥运

2032年奥运的安排，更进一步反映出这种衰退。当主办权需要确定时，几乎已没有候选城市，国际奥委会只好亲自出面，四处考察各大城市，最后直接选定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并尽量减少主办城市在申办公关上的支出。布里斯班之所以获选，主要因为大部分基建已相当完善，办奥成本较低。同时，国际奥委会亦提供财务支持，包括预先承诺至少18亿美元营运资金、增加广告及商业变现空间，并删减部分冷门项目，以进一步压低主办成本。这些安排清楚显示，奥运已需要靠主动让利，才能吸引城市承办。

回到世界杯与奥运的比较，关键差异在于回报结构。世界杯虽然同样由国际足协主导商业运作，但对主办国而言，仍可带来明显的经济外溢效应。FIFA2027-2030年预算总收入达14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023到2026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总收入预计将达到30亿美元，2026年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无疑是这一年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主办国虽没法直接分得门票或转播收益，亦可透过旅游消费与城市曝光获得可观回报。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为例，赛事期间带来的GDP增量收益估计约170亿美元，而与赛事直接相关的场馆建设、安保、营运及临时设施开支仅约为8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卡塔尔另行投放逾2,000亿美元推进基建升级，包括智慧城市、无人地铁、新机场，以及大量酒店和住宅项目。这些投资未必全因世界杯而起，但赛事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窗口，让发展成果一次过向全球展示。对一个国家而言，这种国际曝光与形象重塑的价值，往往比单纯的门票分成更具分量。

奥运制度难适应当代要求

俄罗斯的例子同样十分具说服力。2018年俄罗斯主办世界杯时，正值西方制裁与舆论压力之下，不少西方媒体将俄罗斯描绘为冷峻、孤立且危险的国家。然而，大量西方球迷亲身到访后，所见却是整洁的城市、良好的治安，以及热情好客的民众，于是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修正甚至反驳原有叙事。俄罗斯只花约120亿美元翻新11座城市及相关交通设施，却换来国际形象的明显提升。这种以较低成本换取高曝光回报的效果，正是世界杯最具吸引力之处。

相较之下，奥运的问题在于成本与回报严重失衡，而且更容易被舆论放大为政治风险。奥运以城市为单位举办，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单一城市，而城市本身往往难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大量访客。这意味着交通、住宿、公共卫生、安保及城市秩序，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稍有差池便可能引发居民不满。更棘手的是，奥运需要兴建大量专用场馆，而这些场馆赛后往往使用率偏低，甚至最终荒废或拆除，令公共投资容易沦为沉没成本。当城市与民众愈来愈清楚这种后果，申办自然越来越难获得支持。从罗马、汉堡、布达佩斯，到最后只剩巴黎与洛杉矶的局面来看，这已不只是个别城市的态度转变，而是奥运制度本身已难以适应当代公共治理的要求。

足球天然具备更大普及性

此外，观众层面的差异，也是世界杯更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足球参与门槛极低，只需一片空地、几件简单器材，便足以展开比赛，因此天然具备跨阶层、跨文化的普及性。再者，足球规则相对简明，对抗清晰，胜负亦一目了然，即使不是资深球迷，也能迅速投入。世界杯又以国家队作为竞逐单位，每场比赛都牵动国族与地域认同，因而更容易引发社交讨论与集体情绪。相比之下，奥运不少项目的规则较复杂，技术门槛亦较高，观众往往只留意金牌榜，却未必真正投入比赛过程。当观众无法深度参与，赛事热度自然较难长期维持。

世界杯与奥运之所以出现截然不同的申办局面，根本原因在于两者背后的制度逻辑已不再对称。世界杯制度较为灵活，主办压力较易分散，观众热度高，国际曝光亦强，因此城市与国家更容易从中取得可见收益。相反，奥运制度更沉重、更集中，也更政治化。赛后成本高，民意压力大，而且主办成功与否往往不仅是体育成果，更是对城市治理与国家形象的整体评分。当一项赛事愈来愈需要靠主办方主动让利、靠国际组织主动邀请、靠城市压缩成本，甚至靠削减项目来吸引承办者，便意味着它的市场吸引力已不如从前。相反，若另一项赛事仍能吸引多国联手竞逐，甚至在八强阶段依然牵动全球观众的情绪与注意力，便足以证明它仍是一项值得投资的全球文化资产。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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