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华富邨一宗发生于小巴站的严重冲突事件，再次敲响全城警号，提醒社会大众必须正视公共空间中情绪失控所引发的风险。原本只属轻微的“踩脚”摩擦，竟能迅速升级为激烈口角，继而演变成肢体纠缠、压倒在地，以至持续施压，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反映的已不只是个别人士一时冲动，而是城市公共空间中情绪管理、危机判断、法律底线与社会互信同时承受压力的深层问题。事件亦清楚说明，当日常小事被以对立方式处理，原本可即时化解的摩擦，便可能在短时间内急速恶化，甚至演变成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

冲突从言语走向肢体侵害

回看本港社会对在公共交通上冲突的集体记忆，2006年广为传媒报道的“巴士阿叔”事件，其实正好提供了一个鲜明对照。当年一句“你有压力，我有压力”之所以深入人心，并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非因为事件涉及肢体伤害，而是因为它极为准确地呈现了公共空间中情绪对峙的荒谬与真实。事件中的“巴士阿叔”虽然语气激烈、声调高涨，情绪压迫感亦十分明显，并且带有侮辱与挑衅意味，但整体而言仍主要停留于言语冲突与心理施压层面，未有进一步演变为拳脚相向、推倒伤人等实质暴力。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本质上属于典型的情绪爆发，所反映的是语言暴力与态度冲突，而非刑事层面的身体侵害。

正因如此，“巴士阿叔”事件虽然曾在网络与媒体上广泛流传，成为不少香港人熟悉的集体记忆，但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在挤逼而高压的城市日常之中，最常见的冲突形式，往往首先表现在语气失控，而不是走向肢体伤害。它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并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那种高张力、近乎荒诞的情绪表达，令社会看见公共交通环境中人际摩擦的脆弱与失衡。换言之，这类事件虽然令人不安，却仍属可以透过语言加以描述和理解的范畴，并未跨越至以身体伤害他人为目的的层面。

公共空间越来越“容忍”暴力

然而，今次华富邨小巴站事件所呈现的，却是由一宗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摩擦，直接发展成肢体暴力，并最终酿成死亡的悲剧。这种差别，绝不只是程度上的高低之分，而是性质上的根本跨越。事件已不再停留于口角或情绪对峙，而是进入以身体作为工具、以压制作为手段、以他人安危作为代价的严重暴力层面。这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近年，本港社会之中，部分人对冲突的理解愈来愈粗暴，似乎不再相信言语、退让或沟通可以化解问题，反而倾向以动手、报复、压制等方式一次过处理。若这种心态被社会氛围默许，甚至被不自觉地淡化，日常争执便会逐渐失去应有界线，最终令公共空间的秩序与安全一同受损。

这宗事件亦不能脱离近年公共空间暴力观感的变化来理解。2019年黑暴期间，街头对抗、围堵冲突、肢体冲击与群体叫嚣等画面，长时间占据新闻版面及网络空间，令社会对“在街上动手”这类行为的心理门槛不断下降。暴力之所以危险，不单在于它会造成即时伤害，更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当某种行为反复被展示、被转发、被讨论，甚至被包装成立场表态、情绪宣泄或对抗姿态，它便不再只是单纯的秩序失控，而会逐步被塑造成一种可被模仿、可被接受，甚至可被合理化的表现方式。问题正正在此。社会不会因为见得多暴力事件而变得更安全。相反，当暴力影像愈来愈频密地渗入日常视野，人们对其异常性与危险性的敏感度，反而有可能被逐步减弱。

日常冲突自然煞停机制失效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公共语言之中。过去，市民大众对于在公众地方因琐事起争执，普遍会视之为“失礼”，是需要即时收敛和回避的行为。但在长期接触高张力社会画面之后，部分人对冲突的理解开始偏向情绪化与对抗化，认为激烈回应不再是失控，而是一种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包容的反应。当社会舆论持续以“维权”、“对抗”、“反击”、“发泄”、“报仇”等词汇描述冲突时，暴力便被赋予某种语意上的正当性。这种语言上的重新包装非常关键，因为一旦暴力不再只被看作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而是被视为回应压力或不公的方式，社会对动手的道德警戒便会下降。真正令人忧虑的，不只是有人动手，而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对动手失去明确的否定感。

其次，这种对暴力行为的钝化亦会反映在行为判断的层面。当社会长期处于高压和高冲突的公共情境之中，人们对什么程度的对抗属于过火的判断便容易失焦。原本只属于言语冲突、表情不耐、语气尖锐的摩擦，可能被误认为必须以更强烈方式回应的挑衅。原本可以透过退让、冷静、求助来处理的情况，却被部分人理解为必须立即反制的局面。这种心理转向极其危险，因为它会令人把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磨擦，错误地视为需要争胜负的场景。当“输赢”取代“克制”，当“回敬”取代“停手”，日常冲突便不再有自然煞停机制，而会愈演愈烈。今次事件之所以令人震惊，正正在于它显示出这种煞停机制已经全然失效。

公共秩序不能被过火行为侵蚀

若再从社会结构层面观察，问题更不应只被理解为个别人士的情绪管理失当，而应放在香港公共生活的整体脉络中审视。香港地少人多，交通工具与公共空间长期处于挤逼状态，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本已承受较高的互动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突处理能力本应成为维持秩序的基本素养。然而，当社会气氛长期强调对立、强硬与即时反应，原本属于克制与让步的公共伦理，便容易被边缘化。结果是，冲突不再被视为需要降温处理的问题，而被错误地理解为必须快速分胜负的场面。这种转变若不及时纠正，受损的将不只是个别事件中的当事人，而是整个公共空间的安全感与信任基础。

因此，今次事件所暴露的，不节只是个别人士的脾气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在暴力认知上出现了值得警惕的偏移。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已不知不觉将高张力场面看得过于频密，以致对冲突升级的警觉心逐步下降？是否已把过火行为视作司空见惯，以致对动手的道德直觉日渐钝化？是否又过度以情绪作为解释一切的借口，令责任与底线反而被置于次要位置？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当社交媒体与传媒持续充斥各类公共空间暴力事件时，社会对此类行为的敏感度只会进一步下降。届时，公共空间的秩序便不会只受个别事件冲击，而会在更深层次上被逐步侵蚀。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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