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7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宣称美军自当日起接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控制，并自称为该海峡的“守护者”。对所有经过该海峡的货物，尤其是原油与液化天然气，征收20%的安全通行费，同时重新实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表面上，相关声明以“公平分担”为名，指美国长期承担航道安全成本，理应由受惠国共同分摊军费。实际上，却是将国际公共航道私有化，并把军事控制与经济收费合而为一。此举不仅削弱国际航运秩序的可预测性，亦释放出危险讯号，即任何掌握军事优势的国家，均可凭借武力对全球共用的海上通道设定价格。若此种逻辑被接受，受损的将不仅是伊朗及中东诸国，而是整个依赖自由航运的国际经济体系。（编按：本文刊登之前的美国时间7月14日，特朗普突然又宣布取消征收上述费用的决定。）

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航行水道，其通行安排受国际海洋法及相关国际惯例规范。任何国家若单方面对经过主航道的船舶征收通行费或关税，均欠缺充分法律依据。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亦已明确表示反对。当一个大国将海峡安全视为可由自身提供并收费的私人服务，实际上便是把“公法秩序”降格为受武力支配的“商业安排”。此类做法一旦被接受，其他控制海峡、港口、运河或关键海上节点的国家，亦可能仿效，向全球供应链收取所谓“保护费”。届时，国际法将不再是约束权力的规范，而会沦为权力者自行诠释的工具。从此角度看，这不只是单一政策问题，而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结构性冲击。

特朗普的帖文最具挑衅性的部分，在于将美军定性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暗示只要并非伊朗船只，海峡即可维持开放。表面上，这似乎保留通行自由。实际上，却等同将通行的决定权交由美国军方，由其决定谁可通过、谁须受限，以及通行成本如何计算。此举不仅属于安全管制，更明显带有主权延伸的意味。若再配合对伊朗港口及海岸线的封锁，以及禁止伊朗籍或为伊朗服务船只进出海峡的安排，便可见其目的并非单纯维持秩序，而是透过经济封锁与航道控制同步施压，迫使伊朗在军事与经济层面同时承受压力。其危险之处在于，这种做法会将局部冲突制度化，令危机由一次性事件演变为可持续扩散的长期对抗结构。

在经济层面，若按每桶原油逾80美元计算，20%的通行费已相当于每桶额外增加至少16美元成本。对一艘可承载约180万至22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Very Large Crude Carrier）而言，单次通过海峡的费用即高达2,880万至3,520万美元，显然已超出一般商业成本范畴，并足以扭曲国际能源定价机制。若将相关费用全面转嫁，原油到岸价格极可能升至每桶约100美元或以上。按战前每日约15至20艘超大型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估算，单日可抽取的费用已达约4亿至7亿美元。若长期持续，全年收入更可能达数千亿美元。换言之，所谓“安全通行费”并非象征性收费，而是将国际公共航道变成巨额财政“抽水”工具，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国际贸易秩序造成直接而粗暴的再分配，而相关成本最终仍由全球供应链、下游工业及终端消费者承担。

若相关政策真正落实，影响将远超原油市场本身。石油及液化天然气价格的波动，会迅速传导至航空、航运、制造、电力及化工等行业。能源成本一旦被人为推高，企业通常只能透过压缩利润、转嫁成本或削减投资应对，结果必然抑制增长、推升通胀，并延长全球高利率环境的持续时间。过去两年，各国央行方才逐步压低疫情后通胀。倘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导致能源价格再度急升，通胀势将回升，货币政策亦可能被迫维持偏紧。对亚洲制造业而言，这等同再次承受能源、物流与融资三重压力。对高度依赖出口及进口能源的经济体来说，更会直接削弱其成本竞争力。

在亚洲各国之中，受冲击最深的，无疑是那些能源依赖度高、外贸依存度大，且缺乏替代航道缓冲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度及多个东南亚工业链条，均可能因运费、保费、油价及交货期的不确定性而承受压力。香港虽非能源生产地，却是国际金融、航运及商品定价枢纽。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上升，货运安排、航线调度、保险费率及企业融资成本均会受到牵动。香港不仅是转口港，更是风险传导的重要观察点。当全球供应链因单边军事行动而失去稳定预期，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定价亦会趋于审慎，甚至更为保守。换言之，亚洲并非旁观者，而是直接承担风险的一方。

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的最新立场与国务卿鲁比奥于6月23日公开表明“任何国家均不得就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或费用”，以及“海湾国家对此并无支持”的说法，明显完全相反。这种政策急转，不仅反映白宫内部协调失序，亦显示决策可能受个人情绪、政治表演与权力冲动所主导。外交政策若反复无常，盟友与市场便难以建立稳定预期。当一个国家不再视承诺为承诺，而是把声明当作即场表演，国际谈判秩序便会随之受损。

随着局势升温，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可能再度恶化。倘若沙特与胡塞冲突全面重启，红海势必成为前线。一旦红海受阻，全球航运便须绕道好望角，成本将大幅上升，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亦会即时受挫。若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阻，而红海亦失去稳定通行能力，全球能源与货运将面临双重樽颈，航线被迫拉长，时间、燃料、保险及船期成本均会全面增加。对亚洲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原油价格上升，更代表整体海运网络承受压力。香港作为航运及贸易枢纽，不能仅将此类事件视为遥远的地缘政治波动，而应认真评估货运改道、保费上调、通胀传导、企业库存及供应链重组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当全球关键水道同时失稳，任何依赖准时交付、低库存运作及跨境金融结算的经济体，都会感受到实质冲击。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被收费，而是美国若把这套模式当成新常态，国际秩序便会被推向一种以制裁代替规则、以军事代替法治、以收费代替公共性的危险方向。这种做法的深层后果，并不止于伊朗或中东，而是整个全球经贸体系的信任基础被削弱。当海上通道不再是可预测的国际公共财产，而变成由某国总统按政治需要临时定价的工具，所有经济体都会开始为最坏情境作准备。届时，资金、货物与投资的流向都会更趋保守，供应链会更分散，成本会更高，市场会更焦虑。对亚洲社会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既是全球制造中心，也是能源消耗重点，更是资本流转最活跃的地带。

香港在此局面下需要的是对国际法、航道自由与区域稳定的坚定维护。作为国际金融与航运中心，香港一向倚赖开放、法治与可预测性。若全球海运秩序被少数强权以武力与收费重新分配，香港所处的外部环境必然更不稳，风险溢价也会随之上升。因此，香港对这类事件的判断不能停留在新闻层面，而应从成本、供应链、保险、融资与通胀五个维度作出准备。更重要的是，当某些大国把国际公共通道变成私人提款机时，亚洲国家更要坚持多边主义与海洋法治，避免世界回到弱肉强食的旧秩序。

国际海路的安全，不是任何一国可以独揽私有的商品，而是全球共同依赖的制度资产。当一位领袖把这份资产视为收费工具，他损害的不只是某条海峡，而是整个世界对秩序本身的信任。今日的霍尔木兹海峡，明日就可能是别的海峡、别的运河、别的航路。若无人及早制止这种趋势，世界终将被迫接受一种更粗暴、更不稳定的国际常态。而在这样的常态之下，最先承受代价的，往往正是那些从来没有参与制定规则，却必须替规则失效埋单的亚洲经济体。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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