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当一位现任美国总统在白宫发表全国演说，并公开指控中国窃取二亿二千万名美国选民资料，这已不仅是一般的政治表态，而是一场具有高度制度意义的公共发言。真正需要审视的，并非单一指控是否成立，而是这场演说如何被构造、如何被传播，以及它如何被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全国演说（National Address）并非单纯的国家最高领袖发言，而是行政权力透过正式而具权威性的渠道，向社会传达政策立场、危机判断、外交讯号或公共说明。正因如此，相关发言必须承担更高标准的准确性、克制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全国演说本应是负责任的制度沟通，而非个人情绪的宣泄。一旦偏离此唯一功能，问题便不只是沟通失当，而是权力运作本身出现严重失衡。

正因如此，特朗普这场全国演说有必要以更严格的标准加以检视。它并未展现此类演说应有的冷静、精确与说明功能，反而更接近一场经过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演说内容将外来威胁、选举怨怼、制度不信任与个人受害叙事结合为一套表面连贯、实则高度操控的论述，其目的不在于协助公众理解现实，而在于引导公众接受预设的政治情绪。这种手法并非由证据推导结论，而是先设定危机，再要求社会以该危机框架理解其他一切。其危险之处，在于它把全国演说由原本的说明工具，转化为政治动员工具，从而使国家权威不再服务公共理性，而是服务个人政治利益。

要理解这场演说的影响，必须先处理媒体是否直播的问题。美国三间主要新闻机构ABC、NBC 及 CNN 拒绝即时播出，并不代表它们参与了任何阴谋，也不宜简化为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直播并非纯粹中性的技术安排，它会即时赋予讲者更高的权威感与紧迫感，使未经核实的内容在事实验证前先行占据公众视野。尤其在政治传播中，直播往往会强化讯息的重要性与真实感，令观众更容易先在情绪上接受内容。对新闻机构而言，当一场演说涉及重大但尚未证实的指控时，选择延后播出、先行核实，反而更符合专业责任。这并非回避公共议题，而是避免媒体成为放大未经证实说法的渠道。从这个角度看，相关媒体未有直播并非问题核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场全国演说本身已具强烈煽动性，因而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然而，若只讨论新闻机构的反应，仍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特朗普的指控在逻辑和证据层面均有明显缺陷。所谓中国窃取二亿二千万名选民资料，虽然在语言上极具震撼力，足以即时制造危机感，但这正是政治修辞常用的操作手法，即以夸大的数字塑造真实感。当数字大到近乎压倒性，公众往往先感受到事态严重，然后才追问证据。特朗普显然深谙此道。他并非先提出可验证事实，再作合理推论，而是先以庞大数字营造恐惧，再引导公众接受其叙事。此种手法在政治动员上或许有效，但在公共论述上却极为薄弱，因为它将戏剧效果置于可证实性之上。

更严重的是，这项指控刻意忽略了选民资料本身的制度复杂性。美国选民资料并非单一、封闭或神秘的资料库。相反，不同层次的资讯早已散见于公开、半公开及可商业流通的渠道之中，而地方登记资料、人口资讯、竞选数据平台、商业资料库与研究用途资料之间亦往往彼此重叠。因此，若要认真讨论资料安全，必须先清楚区分哪些属于公开资讯，哪些属于受保护资讯，哪些虽可合法取得但仍可能被滥用，以及哪些情况才真正构成外部渗透。特朗普的说法却完全跳过这些层次，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单一叙事，即中国窃取了美国选民资料。这种处理方式看似直接，实则抹去制度背景与技术细节，令本应接受严格分析的安全问题无法进入理性讨论。

这种简化并非单纯的表达失误，而是一种具明确政治功能的策略。当总统把复杂的制度问题改写为外部敌人叙事，实际上便是在将公共政策语言转化为战争语言。其后果十分深远，因为在这种语言框架下，焦点不再是如何改善制度，而是如何辨认敌人。不再是如何修补漏洞，而是如何动员忠诚。不再是如何建立监督，而是如何划分阵营。这种语言尤其危险，因为它会把原本需要专业判断的技术议题，变成政治立场的测试。支持者关心的，不再是资料是否真的被盗，而是是否愿意接受特朗普所提出的版本。最终，事实不再具有决定性，情绪与身份认同却被不断放大。这正是当代民粹政治最值得警惕之处：它未必直接消灭事实，而是令事实逐渐失去主导公共讨论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深层政府”（Deep State）叙事的倚赖尤为关键。其问题不在于这套说法是否荒谬，而在于它如何削弱反驳的效力。在正常的公共讨论中，证据不足会降低指控的可信度。但在“深层政府”框架下，任何反对意见都可被重新诠释为阴谋的一部分。情报机构若不支持其说法，可被指为参与掩盖。媒体若不即时播出，可被指为受权力操控。公众若提出质疑，亦可被说成已受制度洗脑。结果，论述便形成一个封闭回圈 （Close-loop），外部批评无法真正介入，因为所有异议都会被吸纳进原有的阴谋结构。这并非论证，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目的不在于寻求真相，而在于维持一个预设的政治世界观。

这种叙事策略亦须放回特朗普对2020年选举的持续执迷之中理解。时至今日，他仍反复提起那场选举，并非出于历史反思，而是因为相关叙事仍具有强烈的政治效用。它使他得以将个人失利重新包装为制度不公，并把选举结果重述为一种被剥夺的经历，从而维持其“被害者”形象。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在于它可将政治挫折转化为持续的情绪资源。对支持者而言，关键往往不在于特朗普是否真正败选，而在于他是否仍然承载被背叛、被打压、被排斥的感受。当政治失败可以被叙述为阴谋结果，责任便不再落在特朗普本人，而是转移至一个模糊而庞大的敌对体系。特朗普在这场演说中将中国纳入相关叙事，正是因为外部敌人可为内部失败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出口。

这种做法反映的，不只是个人风格，而是对国家权威功能的重新定义。一般而言，总统应承担三项基本责任：向公众提供可依据的资讯、在重大事件中建立清晰框架，以及在危机中维持社会信任与制度稳定。然而，特朗普的演说几乎完全逆转了这三项功能。他没有降低不确定性，反而加深不确定性。没有澄清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疑点。没有稳定公共预期，反而把怀疑转化为政治武器。这种倒置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著总统不再是秩序的维持者，而是秩序危机的放大者。当全国演说失去说明、克制与验证的功能，国家权威便会由公共资源退化为私人政治工具。

这亦说明，问题不仅在于对中国指控是否失实，更在于这场演说如何改变公众理解政治现实的方式。当最高领袖在缺乏充分证据下，仍可公开提出规模惊人的外国指控，而社会又被要求将其视为严肃的全国演说，久而久之，公众便可能接受一套失衡的判断标准。只要说法够大、够重、够具敌意，便足以暂时凌驾证据。这不但会侵蚀公共理性，因为谨慎会被视为犹豫，复杂会被视为可疑，事实亦容易在声量竞逐中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它会持续训练公众以情绪反应取代分析能力，使民主讨论愈来愈依赖立场先行，而非证据先行。

特朗普这篇全国演说最值得诟病之处，不仅在于内容失实，更在于它系统性地呈现出一种危险的政治沟通模式。它以国家安全包装个人怨怼，以全国演说的权威放大未经证实的说法，以外部敌人转移内部挫折，以戏剧性取代说明性，以怀疑取代责任。这些元素结合起来，构成的并非成熟民主应有的公共沟通，而是一种高度操控性的政治表演。表面上，它是在指控中国。实际上，它是在处理特朗普自身的政治困境。表面上，它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它是在消耗制度信任。表面上，它是在捍卫民主。实际上，却是在削弱民主赖以成立的理性基础。这才是整件事最深层，也最值得警惕的问题。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