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推行精准扶贫政策，其中以针对㓥房家庭核心困局而在2023年设立的“社区客厅”试行计划，无疑是近年最具突破性与社会回响的施政亮点。这类共享空间的落成，在实际层面确实显著改善了基层市民、特别是㓥房学童的日常起居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有尊严地进餐、学习与社交的实体空间。然而，随着试行计划的社区客厅陆续投入服务，社会各界及政策制定者便要开始思考一个关乎计划生存关键的根本问题，那便是社区客厅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社区客厅不能只是短期空间支援

目前的社区客厅模式，主要由政府牵头推动，商界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并委聘非政府机构负责营办。这种高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的运作模式，在计划初期固然能迅速发挥试点效应，但若要走向长远、可持续的社会治理体制，社区客厅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短期空间支援的福利服务。

面对未来的社会转型与人口结构变化，社区客厅必须进行前瞻性的角色再定位。这个空间应从一个被动接受公帑补贴的共享空间，逐步重塑为一个能引领社区自主造血、促进跨界别协作，以及融合多维度社会支援的社区共治枢纽。唯有将空间的功能深度植入社区的内在需求，并引进更具韧性的财务与营运模式，社区客厅这项精准扶贫的旗舰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重塑香港基层社会的治理面貌。

为特殊教育需要学童引入治疗设施

社区客厅作为精准扶贫的旗舰试点，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基层学童提供一个宽敞舒适的课后学习与活动空间。然而，随着服务的深化，我们不难发现基层家庭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童面对着特殊教育需要（SEN）的成长挑战。这些学童在狭窄的㓥房环境中，由于缺乏活动空间与合适的感官刺激，其行为与学习问题往往容易恶化，加剧了基层家长的照顾焦虑。未来的社区客厅不应仅提供静态的功课辅导，更应在空间设计上作大胆突破，引入如秋千、滑梯等看似寻常的游乐场设施。

这项建议并非单纯增加玩乐设施，而是基于儿童发展需要，透过合适的活动装置支援感官统合、身体协调及专注力训练。秋千的摆动能有效刺激学童的前庭觉，协助他们建立空间感与平衡力；而滑梯的攀爬与滑行过程，则能提供扎实的本体觉反馈，提升学童的肌肉张力与肢体协调能力。

现时坊间高昂的专业感官统合治疗费用，往往令基层家庭望而却步，但同时在㓥房附近亦往往缺乏游乐场设施。若社区客厅能善用室内空间，增设这些具备治疗功能且趣味盎然的游乐设施，并在营运架构上，协调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以及特殊幼儿工作员等跨专业团队定期的服务，将能发挥极大成效。

这项倡议的关键制度价值，在于能够精准对接现时本港“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在学童升读小学首个学期完结后的服务转变。这项跨专业团队的引入，不单能让基层学童在安全、恒温的环境中享受纯粹的童年乐趣，更能在日常游戏与互动的过程中，无形中为学童完成关键的早期介入与感官复康训练。这种无标签、去医疗化的社区辅助治疗模式，能有效填补主流政策的衔接空白，降低基层家庭对传统医疗体系的过度依赖，为基层特殊需要家庭构筑起最具实效的体制承托。

减轻照顾者压力释放家庭劳动力

在㓥房等狭窄的居住环境中，照顾者的精神压力往往处于临界点。不论是需要时刻照料特殊学习需要子女的家长，还是长期贴身看护年迈长者的基层妇女，他们在漫长的照顾旅程中，往往处于极度孤立无援的状态。笔者过去在社工日常工作实务中，曾处理过一宗令人极为痛心的家庭暴力与虐儿个案。那是一个挤在狭窄空间内的一家七口基层家庭，户主作为家中唯一的健全劳动力，不单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年迈长者，同时家中亦有严重智障的兄长，更要与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看管两名患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幼儿。基于保障私隐，个案细节虽经适度调适，但其折射出的结构性悲剧依然真实。在如此极端的空间局限与多重重度照顾负荷下，照顾者的精神防线最终彻底崩溃，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

这宗个案赤裸裸地揭示了当前基层社区的隐形危机。当多重照顾压力在狭窄空间内产生病理性的重叠，若外界缺乏即时且具备弹性的空间与人手承托，家庭网络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社区客厅的第二个转型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恒常的社区托管与照顾者喘息服务机制。这项服务不应走传统福利机构那种繁复的官僚审批程序，而是以街坊邻里的灵活互助模式运作。社区客厅可善用课后及假日时间，由社工协同受过基本培训的街坊义工，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两至三小时的短暂托管服务。

这短暂的时空释放，不单能让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照顾者获得片刻的喘息空间，去处理个人事务、进行覆诊甚至是进行简单的社交生活，更能发挥前线预警功能，及时介入并防范因照顾压力过载而酿成的家庭暴力与悲剧。透过空间的弹性调配与社区资本的有机结合，社区客厅将成为基层社区中，最温暖且最具防护力的安全网，为长远的家庭赋能奠定基础。

建立青年创业增值基地破除跨代贫穷

数码时代的来临，使资讯与技术落差成为导致跨代贫穷累积的新型屏障。居住环境狭窄、缺乏适切科技设备的基层学子，在求学与生涯规划的起跑线上，往往面对着不对等的竞争。未来的社区客厅应积极与资讯科技界别、各大专院校及青年团体协作，将部分空间开辟为青年创科与创业培育基地。

这个基地不应仅提供基本的电脑上网设备，而应着眼于高增值的实务技能培训。透过引入大专院校的科技专才与业界导师，定期在空间内开设程式编写、人工智能应用、实体设计技术以至数码媒体创作等新兴技能课程。

在此技术增值的基础上，社区客厅更可进一步引入青年创业培育与孵化计划，为有志创业但缺乏初始资本与营运空间的基层青年，提供关键的起步支援。社区客厅的共享空间在特定时段，可弹性转化为微型的共同工作空间，并协调专业人士提供基础的商业登记、税务咨询以至法律顾问等配套服务。透过与大专院校的支持以及商界的天使投资网络对接，这项培育计划能协助青年将新颖的创科意念，转化为具备市场生存能力的商业方案，甚至是能够回馈社区的社会企业。

这种安排能为基层青年提供一个免受空间限制的现代化学习与创业实践环境，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便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应用与商业运作。这项举措的长远意义，在于主动为基层青年装备未来数字经济所需的关键能力，并为他们搭建一条自主创业与向上流动的制度阶梯，从源头上切断贫穷的跨代传递。

以多元便民合作社推动社区自主造血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空间，不能单靠外在资源的持续补贴，而必须激发社区内部的内在动力与造血功能。社区客厅未来的长远蓝图，应积极引进社会企业与合作社的营运思维，试行建立一系列由街坊共同参与、以便民与互助为核心的社区合作社。

合作社的业务范畴可紧密围绕基层市民的日常所需，例如开办收费大众化的家居小型维修和清洁服务、提供健康餐食的共享厨房合作社、甚至是提供改衣修补或陪诊照护等便民服务。

这种模式一方面能为区内的基层妇女及退休长者，提供在家附近、时间弹性且具备尊严的就业培训与试行就业机会，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劳动市场并获得实质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合作社提供的便民服务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回馈区内街坊，降低基层家庭的生活开支。当社区客厅从纯粹的受助空间，转化为居民自主管理、自给自足的互助共治实体，这种深耕于本土的社会资本，才具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强化社区客厅民生功能补上基层医疗支援

若要提升社区客厅的公共价值，未来亦可考虑把基层医疗支援纳入服务范围。现时政府及非政府机构虽已提供如社区牙科支援计划、中医流动诊所和地区康健中心等服务，但对不少㓥房家庭、长者及照顾者而言，医疗服务是否设于居所附近，往往直接影响他们的使用意欲与实际可及性。

基层市民面对的问题，很多时不只是医疗费用本身，还包括交通时间、轮候安排，以及照顾家庭成员所带来的出行限制。若社区客厅可与地区医疗团体、牙科服务机构或中医服务单位合作，定期提供价格相宜的基本健康检查、慢性病筛查、中医咨询，甚至口腔健康评估，将有助把原本零散的基层医疗支援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这种以社区为本的医疗配套，不但可减轻基层家庭延误求诊的情况，也能令社区客厅由单一生活空间进一步发展为综合民生支援平台。

政策成效应注重长远不能只看短期数字

这也带出另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公共政策成效的评估方式往往过于短视，往往侧重短期可见的量化成果，例如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服务了多少人次、派发了多少物资。这些数字固然有其参考价值，但若把它们视为主要甚至唯一准则，便容易令政策停留于表面成效，而忽略服务对家庭处境、生活能力与社区连结所带来的长远改变。

社区客厅若要走向可持续发展，评估框架便不能只停留在使用率和参与人次，而应建立跨年度的追踪机制，检视其对基层家庭的实质影响。例如，长期使用服务的特殊教育需要学童，在专注力、情绪管理或适应能力上有否改善。接受托管或喘息支援的照顾者，其压力水平和家庭冲突是否有所下降。至于参与培训或合作计划的基层妇女，其就业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又是否得到较稳定的改善。

只有当评估工作能够呈现这些较深层、较长远的变化，政策制定者才可能较准确地判断资源投放的实际效果，并为未来的社会投资建立更具说服力的依据。

精准之外更需制度重塑与社区自理

社区客厅的未来发展，绝非只是增加多几个社区客厅或延长开放时间等微观调整，而是香港对于社区治理范式的深耕与优化。这个空间所承载的，不单是缓解㓥房拥挤的微观支援功能，更是一整套将社区关怀转化为自主造血与社区共治的社会创新实践。

从引入滑梯、秋千等具备感官治疗功能的游乐设施以精准承托SEN学童，到织密互助网络以提供照顾者喘息服务；从建立青年创科和孵化基地以提升跨代流动机会，到开创便民合作社以激活社区的就业与造血功能。若能把这些环节逐步整合起来，社区客厅或可不止于一项短期纾困措施，而成为香港社区发展的重要一环。

若要令社区客厅真正发挥长远作用，政策视野便不能停留于短期绩效，而应放在制度化和可持续发展之上。当政府、商界、大专院校与前线社福工作者能建立较稳定的协作机制，并让居民在使用服务以外逐步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客厅才有可能由阶段性的扶助措施，转化为香港社区治理中较具韧性的支持平台。这不单是扶贫政策的延伸，更是香港如何回应基层生活困境的一项制度选择。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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