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薛定谔的猫”（Schrödinger’s Cat）是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中的著名思想实验，旨在说明量子系统在被观察前，可能同时处于两种互相矛盾的状态。其基本设定是将猫置于密封盒内，盒中机制有50% 机率触发死亡。因此，在盒子尚未打开之前，猫可被同时理解为“活着”与“死亡”，呈现“既生且死”的叠加状态。相关概念原属物理学，但其后常被借用于政治与社会分析，用以描述某些事物在话语表述与实际行动之间，同时维持两种互相排斥的定位。若将此框架置于今日欧盟对华政策之中，便可见其内在矛盾：在政治表述上，中国被欧盟指为俄乌战争的关键帮手。在实际操作上，欧盟却仍需倚赖中国制造的零件、材料与供应链，以维持乌克兰战时补给及自身军工运作。换言之，中国在欧盟叙事中同时被塑造成“威胁”与“必需品”，既要承受“制裁”，又要维持“依赖”。

这种矛盾，于英国《金融时报》2026年7月13日披露的一宗报道中表露得尤为明显。报道指出，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European Peace Facility）的军援框架下，批准乌克兰动用60亿欧罗，即约537亿港元的欧盟资金，购买中国制无人机零件，包括摩打、光学设备及其他组件。表面上，这只是因应战时需要而作出的个别安排。但从政策逻辑看，这却是欧盟整体对华战略的集中反映。欧盟多年来一再强调“战略自主”，并主张降低对外依赖，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甚至在政治语言上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对手。然而，当首批规模达60亿欧罗的无人机专项拨款真正落实时，欧盟仍不得不为中国零件开绿灯。这并非一般所谓的政策弹性，而是战略设计与工业现实之间存在根本落差。若一项国策必须依赖例外条款方可运作，便足以说明其在起步阶段已经存在结构性缺口。

这宗新闻的重点，不在于其是否出人意料，而在于它直接回应了一个欧洲长期回避的问题：当前线需求迫切时，欧洲能否依靠本土工业即时供货?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人机并非单一产品，而是由多个高度分工环节组成的工业链，包括摩打、电池、飞行控制器、电子调速器、感测器与镜头等。这些零件看似分散，实际上共同决定无人机的生产能力与作战效能。欧洲并非完全欠缺技术基础，但技术能力与有效产能并不相同。要将原型转化为可在战场大量消耗的产品，所需的不仅是研发能力，还包括稳定供应、可扩张生产线、低成本采购、成熟物流，以及完整的上游配套。相较之下，乌克兰前线一年消耗以百万计的无人机，欧洲工厂往往只能以千计规模应对。这种差距并非短期增产所能弥补，而是多年产业布局失衡所累积的结构性结果。

因此，欧盟所谓“战略自主”的首要问题，在于政治时间尺度与工业节奏明显脱节。政治宣示重在即时效果，工业能力却须经长期累积方可形成。若由设计走向量产需时三至五年，则任何要求前线即时补给的战时采购，都不可能完全等待欧洲本土产能成熟。这亦解释了为何欧盟首笔大额无人机资金最终仍须透过豁免机制，容许乌克兰采购非欧洲零件。所谓豁免，表面上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安排，实际上却是对现有工业能力不足的正式承认。更重要的是，相关豁免得以迅速批出，反映欧盟内部其实十分清楚，若不放行，中国供应链根本无法被替代。换言之，欧盟并非不知问题所在，而是明知问题存在，却仍无力解决。

然而，欧盟的矛盾不仅在于产能不足，更体现在其对华论述与实际政策之间的明显断裂。近年欧盟官员反复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战争的重要支援者，并以此推动多轮对华制裁。从舆论动员角度看，这类说法确有政治效果。但从政策一致性角度看，却相当薄弱。若中国真属必须排除的战争推手，欧盟便不应同时容许自身资金流向中国零件供应链。换言之，欧盟一方面指控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实际操作上承认自己无法脱离中国。这种双重标准，不只是言行不一，更反映其安全政策与工业政策之间缺乏整合。当一个政治体系只能在语言上切割，却在供应上依赖，其制裁措施便难以产生真正的战略效果。

欧盟今日的困局，根源在于其对全球制造秩序的理解不足。部分欧洲政界人士仍习惯认为，欧洲在航空、汽车及精密机械等传统领域具备优势，便理应在新型军工产业中维持主导地位。然而，无人机产业的竞争，关键不在传统品牌，而在供应链整合能力。中国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终端制造，更在于对上游原材料与中游零件的深度掌控。稀土加工、钕磁铁、石墨与电池等关键环节，中国均占据重要主导位置。这意味着，即使欧洲尝试将最终组装环节搬回本土，只要上游仍受制于中国，整个产业链便难以真正独立。若欧盟只愿在本地保留品牌与部分组装，而不愿承担上游重构的成本，其所谓自主主张便只能停留于表面。

欧盟近年推动的减少对华依赖政策，实际上并未显著改变供应格局。早在2018年，欧盟已开始提出降低对中国依赖。其后又于2023年推动《关键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试图在2030年前提升关键供应安全。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七年过去，欧洲对华依赖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战时压力下更显得难以替代。这并非因为欧洲完全缺乏意愿，而是因为供应链重组需要长期投入，亦必然伴随清晰而具成本的取舍。欧盟政治体制往往同时追求价格优势、高标准规管与战略独立，但三者本身未必可以兼容。当产业政策被过度道德化及外交化，最终便容易沦为空泛口号。

在全球制造与战时补给的博弈中，中国反而展现出较为稳定而审慎的产业能力。中国并未因外部压力而中断工业运作，亦未因政治指控而退出全球市场。相反，中国长期依靠完整供应链与规模效应，在原材料、零件制造及终端组装方面维持明显优势。这种优势并非短期内可复制，而是建立于长期工业积累之上。正因如此，无论是俄罗斯、乌克兰，抑或欧洲本身，在实际战时需求下都难以完全绕开中国。若欧盟仅将此视为“依赖风险”，却不承认中国所代表的是当前全球制造秩序的核心现实，那么其政策便只能停留于道德表态，难以转化为具体而可行的产业替代方案。

因此，欧盟今日面对的并非单一新闻事件，而是一个经长期累积后终于浮现的制度性悖论。欧盟一方面希望透过制裁与政治批判，塑造其在国际秩序中的道德定位。另一方面却因自身产能不足、供应链缺口及战时需求，不得不依赖中国制造。这种矛盾并非偶发，而是其战略设计本身所导致的结果。若欧盟无法诚实承认，真正支撑其安全架构的并非政治口号，而是仍然依赖外部制造能力，则所谓“战略自主”只会继续停留于文件与演说层面。换言之，欧盟当下需要面对的，并非如何更有效地批评中国，而是如何正视自身工业体系的现实。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