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柴思原

在少子化被视为国家危机的日本，一名市长准备生孩子，本不应成为全国新闻。可是，京都府八幡市35岁市长川田翔子宣布将在9月预产期前后休假，却迅速引发广泛讨论。这场争议的矛盾之处在于：日本一方面呼吁提高出生率，另一方面，当女性政治人物在任内怀孕并安排休假时，仍必须面对是否“不负责任”的质疑。

市长休产假引争议

厚生劳动省《2025年人口动态统计月报年计（概数）概况》显示，2025年日本出生数降至671,236人，总和生育率为1.14，两者均为历史低位。这些数字说明少子化的严重性，但川田事件也提醒我们，问题不仅在于年轻世代生育意愿降低，也在于职场与政治制度是否真正承认：生育、育儿与公共责任可以并存。

川田的安排其实相当务实。由于地方民选官员并不像一般劳工那样直接适用产假制度，她的休假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正式产假”，而是透过设置职务代理者来维持市政运作。八幡市宣布，川田将于7月20日至11月8日设置职务代理者，期间由副市长能势重人代行市长职务。市长名义交付的文书，原则上也将改以“八幡市长职务代理者 八幡市副市长 能势重人”名义处理。八幡市也表示，职务代理者原则上可代行市长职权，同时透过每周一次左右的线上报告与资讯交换，维持主要案件的进度共享。

这项安排的关键，不只是“市长能不能休产假”，而是地方行政领导人在生育或育儿期间，应如何被制度性地支持。川田在八幡市官方讯息中也指出，市长等常勤特别职不适用《地方公务员法》或《劳动基准法》，法律上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勤务时间或休假概念；因此，八幡市是依《地方自治法》第152条设置职务代理者。她也表示，这次未能找到现任地方自治体领导人生育的先例，显示制度本身原本并未充分预想这种情况。

日本相关制度仍存真空

这正好凸显日本政治制度内部的一个落差：地方议会方面，近年已有部分制度调整；但地方行政领导人的产假与育儿安排，仍不够清楚。全国市议会议长会在2021年修改《标准市议会会议规则》，将育儿、看护、介护等明文化为市议员可以缺席市议会全体会议或委员会会议的事由，同时完善与议员本人出产前后期间相关的规定。

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地方议会兼顾支援相关会议规则整备状况》也显示，截至2023年7月1日，在1,741个市区町村议会中，将“议员本人出产”明文列为缺席事由的比例已超过九成。换言之，日本政治并非完全没有改变，而是改革进展不均：地方议员的缺席规则已有较明确的修正，但像市长这类地方行政领导人的休假、代理与责任安排，仍较依赖个别自治体临时设计。

川田也表示，她接触到的人对此展现出比预期更多的理解，市府职员和市民也有人鼓励她不要犹豫，应该休假。但在社群媒体上，反应却明显分裂。支持者认为，怀孕生子本来就不容易，川田是在现有制度不足的情况下尽力安排；也有人认为，她为女性从政与兼顾家庭提供了重要先例。批评者则指责她“不负责任”，认为若想怀孕，就应该在上任前完成；也有人主张，政治人物若要离开岗位，就应辞职或减薪。

这些批评反映出，日本政治对女性生育与育儿安排的想像仍然狭窄。川田在受访时反驳说，如果社会批评政治人物休产假，实际上就等于把20多岁到40多岁、可能怀孕的女性排除在公职之外。这一说法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政治职位长期以一种可长时间投入公务、较少受家庭安排影响的人生模式为前提。这种假设看似中立，实际上更接近许多男性政治人物过去的生命经验。

家庭内部分工亟待改变

川田本人并非政治素人。她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曾在京都市政府工作，也曾担任参议院议员秘书，33岁时成为日本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市长。她的经历原本应被视为地方政治人才多元化的一部分，却因怀孕而被重新审视。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女性政治参划地图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市区町村长中，女性只有63人，约3.7%。这一比例不能单独解释川田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它显示，在地方政治领导职位中，女性仍是少数。

其实，一般劳工的产假与育儿假安排已相对明确：女性劳工可在预产期前6周请产前假，产后原则上8周不得工作；父亲则可在孩子出生后8周内取得最多4周的“产后爸爸育休”。一般育儿假原则上可请到孩子满一岁，育儿休业给付通常为休假前薪资的67%，第181日后降至50%；2025年4月起，若父母双方符合条件并取得一定期间育儿假，出生后最初28天还可获得额外给付，使给付率最高提高至约80%。

但制度存在，不代表使用时没有障碍。厚生劳动省《2024年度雇用均等基本调查》显示，女性育儿假取得率为86.6%，男性则升至40.5%，比过去明显提高。可是，男性育休取得期间仍常偏短。厚生劳动省资料也指出，女性育休取得者中九成以上取得六个月以上，男性虽然取得期间逐渐延长，但约四成仍不到两周。这意味，许多父亲的参与仍容易停留在短期协助，而不是长期共同育儿。

川田身边的副市长能势重人提供了一个世代对照。他坦言，自己当年没有休过育儿假，几乎把照顾孩子的责任都交给妻子；如今看到女婿请六个月假协助女儿照顾第二个孩子，他感到高兴，也认为时代确实改变了。这种转变值得注意，因为少子化政策若只鼓励女性生育，却没有让男性更长期、更实质地参与育儿，就很难真正改变家庭内部的照顾分工。

因此，川田事件不只是八幡市的地方新闻，也不只是个人选择问题。它提出的是制度衔接问题：日本已经在企业育休制度与地方议会缺席规则上逐步调整，却仍未充分处理地方行政领导人生育或育儿时的职务代理、决策责任、薪酬安排、远端参与与议会监督。这些问题若不制度化，每一次类似事件都只能依赖个别自治体临时协调，也容易被舆论转化为对当事人责任感的道德审判。

在相关讨论中，前广岛县安艺高田市长石丸伸二也把焦点放在制度安排上。与其只讨论是否支持市长休产假，更需要厘清地方政治领导人在休假期间的职务代理、决策责任与行政运作方式，确保地方行政不会因此停摆。这不是反对川田休假，而是要求制度更成熟。若每一次政治人物生育都要靠个人判断、临时协调与舆论承受力来解决，那么日本所谓“女性活跃”与“少子化对策”就很难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

让生育不再成为职责对立面

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2024年度女性政治参画障碍等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在地方议员中，女性有73.6%表示政治活动等与家庭生活的兼顾存在课题，男性则为36.4%；报告也指出，家事与育儿负担仍较多落在女性身上。这些背景使川田的产假安排不只是个人事件，而是日本政治与家庭政策之间落差的一个例子。

川田说，部分批评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担任公职者必须牺牲私人生活，把自己奉献给工作。这种伦理固然强调公共责任，却也可能把政治变成只有少数人能承受的职业。若女性从政后被要求不要怀孕，怀孕后被要求不要休息，休息时又被质疑不负责任，那么政治就难以成为对不同人生阶段都开放的公共空间。

因此，成熟的少子化政策，可能不只是发补助、增加托育名额或提高育休给付，而是让生育与育儿不再被视为职业责任的对立面。理想的未来，不是每一位女性市长休产假都成为新闻，而是有一天，女性政治人物生育、男性政治人物育儿、地方政治领导人暂时离开岗位照顾家庭，都被视为制度中正常的一部分。到那时，日本的少子化政策才更能回应人们实际面对的工作与家庭压力。

作者柴思原是思哲研究所特约撰稿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副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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