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旧约圣经《列王纪上》第3章记载所罗门王的一则著名故事。两名妇人争夺同一名婴儿，所罗门王提出将婴儿分成两半的试探性判决，以辨别真正的母亲。真正的母亲宁愿向所罗门王提出放弃婴儿，也不愿其骨肉受害。近日南沙群岛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生的海难，与此故事颇有相似之处。谁真正重视这片海域上的生命、安全与秩序，往往只会在危急时刻显现出来。

中方于南海救起海难遇险者

越南籍船只“KHOI NGUYEN 18”近日于南沙群岛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截至7月27日，中方海上搜救力量累计救起47名遇险人员，其中2名船员由中国海警船于7月26日晚间成功救起。获救者中，41人已先行安全移交至越南方面，其余人员的移交工作亦正有序推进，相关搜救行动至今仍未曾中断。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场基于人道主义义务的海上救援。但若将其置于南海长期主权争议与区域安全格局中观察，其意义便不止于一般海难处置。当中国海事力量在多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承担实际搜救责任，而另一个近年同样高调就相关海域提出主权的菲律宾却全程“失踪”，未见派出任何具体救援力量，这场人道行动便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含义。相关事情提醒国际社会，主权并非单靠声明、口号或外交抗议而成立。主权的真正份量，往往体现在一个国家能否于关键时刻承担责任、维持秩序并保障生命。

在国际法中，领土主权的取得与维持，确实不能仅靠单方面宣示，而须由“持续、和平、公开且具有主权意图的国家行为”加以支撑。这正是国际法上“有效行使主权”(Effectivités) 原则的核心精神。所谓“有效行使主权”，并非抽象的政治姿态，而是国家机关在相关区域内长期履行行政管理、执法监督、公共服务与危机处理等职能。换言之，一个国家若不能在其主张权利的区域内提供实际治理，不能处理突发事故，不能维护公共安全，亦不能向区域内人员提供必要救助，其单方面宣示便难以超越政治宣传层面，更难转化为具体而稳固的法律事实。

行动比外交更有说服力

以此标准审视“KHOI NGUYEN 18”沉船事件，中方所展现的并非偶然善举，而是一套成熟海上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国海警船及专业救助船舶在事发海域执行搜救，涵盖遇险信息接收、现场定位、海上救援、医疗处置、人员安置、后续移交，以及与越南方面的协调。这些环节有赖稳定的海事管理系统、充足装备、专业人员和高效指挥。海上搜救往往时间紧迫、海况多变，能否迅速抵达现场、准确判断风浪与漂流方向，并保障获救者安全，正是衡量一国海洋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准。

当船只在风浪中下沉，真正回应求救信号的，不是仲裁裁决、外交文件、强硬措辞或政治口号，而是能抵达现场的船舶、人员、技术与制度。这些能力有赖长期投入、日常巡航、应急演练、跨部门协作及海上管理经验累积，既不能仓促制造，也不能由舆论声量取代。此次越南籍船员在永暑礁附近获救，说明在人命危急之际，真正抵达现场并履行救援责任的是中国力量。这种由行动形成的治理事实，比外交表态更具说服力，也更清楚反映谁才是真正关心南海的一切。

守护主权不在制造对峙

这场救援的比较意义，并不只在于中国最先抵达现场，更在于某些同样提出拥有南海主权的国家全程“失踪”。菲律宾近年在南海问题上屡作高调表述，并借助外部舆论、国际媒体及域外力量强化其立场。然而，当事件由政治展示转为人命救援，现场需要专业船舶、搜救纪律和危机管理能力时，其角色却明显不足。这种落差令人重新审视其南海政策的性质：究竟重在实际治理，还是舆论动员？究竟旨在维护区域公共安全，还是在国际舞台塑造受害者形象？

部分国家在海洋争议中的行为常常带有明显选择性。有冲突画面可供媒体拍摄时，船只、人员与政客往往迅速现身。但一旦发生灾难，需要承担艰苦而高风险的救援责任，其存在感便显着下降。这并非单一事件中的偶然安排，而是政策取向的反映。若海洋政策过度依赖舆论操作，主权便容易被工具化，治理责任则被边缘化。主权若只在镜头前高调宣示，却不能在危急时刻转化为救援能力，便会暴露其内在空洞。能制造对峙，不等于能拯救生命。前者依靠政治姿态与媒体策略，后者考验技术、纪律、装备与制度能力。

区域稳定依赖有能者

此次救援亦说明南海秩序的一项根本问题：在多方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区域稳定不能只靠法律争辩、外交声明或军事存在，更有赖具备能力的一方提供公共安全。海上人命救助是最基本的公共安全服务。无论遇险者国籍为何，生命危急时，救援首先是人道义务。正因如此，谁能持续提供救援，谁便在事实上展现更高层次的治理能力。中国救助船舶在相关海域定期巡航，海事管理系统持续运作，并能在突发事故中援助外籍船员，足见中国在南海已具备相对完整的公共安全供给能力。

这种能力的政治意义，不在于以武力展示存在，而在于以治理塑造秩序。相较之下，某些国家透过引入域外军事力量、扩大联合巡航或制造海上对抗来强化相关声明，短期内或可取得舆论效果，却未必有助降低风险，反而可能加剧南海紧张。可持续的区域安全，不应建基于对抗逻辑，而应落实于海上救援、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管理与灾害应对等具体合作。中国在此次事件中的行动，展示了另一种南海治理路径：不以冲突界定角色，而以公共服务与危机处理能力建立现实影响。

主权是权利更是责任

对南海周边国家，尤其是依赖海洋资源、拥有渔民社群与繁忙航道的东盟国家而言，这一点具有现实意义。区域国家固然关注法律立场与外交平衡，但在现实政治中，更会留意谁能在危急时刻提供援助，谁能保障海上交通安全，谁能在风浪中迅速有效行动。一个今日能拯救外籍船员生命的国家，明日必然是区域安全架构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影响力并非靠言辞建立，而是由一次又一次具体行动累积而成。

因此，“KHOI NGUYEN 18”事件不能只被视为一宗普通海难。沉船、救人、移交，看似是简单的事故处理流程，实际上呈现出国际关系中的几组深层次的对比：宣示与实践、权利与义务、表演与治理、舆论操作与公共责任。南海的风浪不会因任何一方的政治表述而停止，未来仍会有台风、海难、渔船遇险与航行事故。每一次危机，都会重新检验声称拥有南海主权国家背后是否具有真实能力。真正能说明谁在守护这片海域的，不是保险箱中的仲裁裁决，也不是外交场合上的激昂陈词，而是在黑夜与风浪中仍然亮起的搜救灯光。

中国在此次“KHOI NGUYEN 18”救援行动中所展现的，正是以行动支撑责任、以能力承载主权的海上治理角色。正好说明，主权从来不只是权利的宣告，更是责任的履行。不只是地图上的“九段线”，更是危急时刻能否抵达现场的国家能力。真正的守护者，并不需要反复自我宣称，它只会在风浪最急、生命最危险的时刻，以实际行动回答一切。南海真正的主人往往是那个由始至终都在场的人。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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