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早前，“香港社福界心连心大行动”召集逾千名社工，就本港社会福利五年规划展开讨论。事实上，社福界过去一段时间已就相关议题多次交流，业界反应积极，亦反映社会对福利规划的高度关注。近年接连出现的家庭悲剧，提醒我们社会安全网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前线社工长期接触弱势社群，最清楚基层家庭、儿童、长者、残疾人士及照顾者面对的实际困难。因此，五年规划若能更全面、更有系统地回应这些需要，将有助推动福利政策更贴地、更到位。

建立家庭为本社福制度

社福界近年面对的压力不小。公共资源有限，机构在人手和服务承接上都承受挑战；与此同时，社会及经济环境变化，令家庭与个人问题日趋复杂，前线工作量持续增加。福利资源相对紧绌，社会需求却不断上升，正是当前社福体系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五年规划若要真正回应市民对福利的期望，就不能只着眼于维持现有服务，而要在规划、资源、协作及问责上作出更有前瞻性的部署。

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五年的福利服务发展，笔者认为可先定下清晰愿景：香港应逐步建立一个以家庭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让每一位长者、儿童、残疾人士及照顾者，都能在社区中获得可负担、可及时、可持续的支援；同时透过数据主导，推动安老、家庭、扶贫与社区发展作出结构性改善，令基层市民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围绕这个愿景，未来五年的福利规划可归纳为三大方针。第一，是深化前瞻预防与家庭承托，让支援更早介入、更贴近家庭需要；第二，是强化整合规划与数据主导，提升资源配置的准确度与效率；第三，是完善制度化问责与跨界协作，令政策方向更清晰、执行更可行、成效更可见。

“需求主导”规划福利服务

首先，在规划模式上，政府可进一步由“资源主导”走向“需求主导”。若能以人口数据及社会指标作为规划基础，制订地区福利需要指标，按人口老化、儿童、残疾人士及基层家庭分布，订明各类服务的覆盖率和轮候时间目标，将有助提升政策精准度。

与此同时，建立“社会需求大数据平台”，整合社署、医卫局、教育局、房屋局及民政事务署资料，为安老、托儿、家庭支援与贫穷趋势提供前瞻性预测，亦可令政策规划更具前瞻性。若再推动地区为本规划，让每区订定未来五年在安老、家庭站、儿童及青少年服务、社区照顾等方面的服务量与设施落成时间表，并公开指标进度，将有助加强透明度及社会信心。

强化在职及基层家庭承托力

第二，在扶贫与家庭支援方面，政策整合仍有相当空间。现时在职家庭津贴、托儿、课后托管资助及短期食物援助等措施，若可统整为“在职及基层家庭承托计划”，将更有利支援在职及基层家庭面对生活压力，亦可避免政策之间出现互相抵消的情况。

若能在贫穷率较高地区设立综合扶贫及家庭支援平台，集合就业支援、托儿、课后托管、家庭教育及精神健康支援于一体，便可把扶贫工作由单纯现金援助，进一步推向能力与机会建构。至于“非综援低收入家庭”，如能在五年内完成综援制度检讨，并设计更清晰的支援路线，例如托儿费用上限、住房、医疗与教育开支舒缓等，将有助更有效回应基层家庭的实际需要。

提升安老服务可持续性

第三，面对人口高龄化，长期护理及照顾者支援需要更整全的部署。政府可重启长期护理服务及融资研究，探讨公共、社会保险及公私合营等模式，并在五年规划内订出长期护理融资的方向与时间表。服务供应方面，如能参照《安老服务计划方案》，为社区照顾与院舍照顾设比例目标，并在五年内订明每1,000名65岁及75岁以上长者的服务名额，配合乐龄科技与医社合作，将有助提升安老服务的可持续性。

照顾者支援亦值得进一步系统化，若把照顾者专线、资讯网、暂托及训练整合成“照顾者支援系统”，并订出喘息服务可及性、支援触达率及高风险照顾者跟进的指标，会更切合实际需要。至于跨境安老，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并探讨与内地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障接轨，亦可为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强化家庭与社区能力

第四，在强化家庭与社区方面，政策应更明确强调“家庭为本”与“预防优先、及早介入”。若能把相关原则写入五年规划，并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人手与拨款指引上明文规定预防性工作比例，例如最少30%资源用于预防与家庭教育，将有助把资源投放到最能减少问题恶化的环节。

另一方面，应设立高层次家庭政策及服务委员会，衔接劳福、教育、医卫及房屋局，订出家庭政策蓝图及“家庭影响评估”机制，亦可令所有重大政策在制订时更全面考虑对家庭及儿童的影响。若再加强社区互助网络，例如邻里幼儿照顾、社区保姆制度、照顾者互助小组及地区扶贫平台，并扩展青年、妇女及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将有助巩固社会根基。定期公布“家庭幸福指数”与社区互助状况，亦可作为检视五年规划在家庭及社会资本层面成效的参考。

建立问责机制与创新平台

第五，在制度设计方面，社会福利的策划及资源机制仍有进一步重整的需要。长远福利规划若能由独立文件转化为五年规划中的制度部分，并为安老、儿童、残疾、家庭及精神健康等主要服务订明清晰承诺，例如院舍人手配备、轮候时间上限、幼儿及托儿服务供应，将更有利规划与执行。与此同时，政府可考虑把基本责任纳入“约束性”指标，例如贫穷率、轮候时间、人手比率；至于创新项目则可列为“预期性”指标，并配合常态化检讨和公众汇报机制，以提升问责性。

至于津助制度及整笔拨款，若能在五年内完成检讨，处理人手编制、薪酬架构及机构弹性问题，将更有助机构回应新需求。若再推动跨专业、企业及民间合作平台，透过社福创新基金支持乐龄科技、家庭支援及地区创新项目，也可为社福服务带来更多可能性。

为残疾人士提供贯穿长远支援

第六，在残疾人士支援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及时、适切、贯穿人生历程的服务体系。由评估、复康、教育支援、就业支援，到社区照顾及安老配套，每一阶段都需要有清晰衔接。若能在幼儿、学校和基层医疗三个前线系统中，统一早期识别和转介流程，确保一旦发现发展迟缓或功能障碍，家庭可在明确时限内获得评估和支援，将有助更早介入。至于SEN／残疾学生离校后的过渡，如能由教育局、劳福局、劳工处、社署及相关NGO组成跨局工作小组，建立“一站式过渡支援”，提供职涯探索、技能培训、职业康复、职场试验及支援性就业，将更有助他们顺利融入职场与社会。至于残疾人士配额制，亦可作为值得认真研究的政策工具，与支援性就业及培训安排相互配合，提升残疾人士的社会参与和就业机会。

总括而言，五年规划不应只是文件上的框架，而应是把福利政策由分散走向整合、由被动走向前瞻、由原则走向落实的重要契机。只要政府愿意在家庭承托、数据规划、扶贫、长者支援、残疾服务及制度协作等方面持续完善，香港的社会福利体系便有望更贴近市民需要，为未来五年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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