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香港记者协会的换届选举本属职工会的内部治理程序，按理不应成为公共议题。然而，当一个以新闻专业、公共监督与资讯透明为核心价值的组织，其选举却出现候选人不足、程序封闭、资讯披露有限、代表性日渐消退等问题时，选举本身便超越私人社团的范畴，成为观察新闻界政治生态的重要窗口。任何自我定位为公共价值承载者的组织，都不能只要求社会接受其监督，却拒绝社会对其治理质素提出任何评价。

记协选举受到公共舆论审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长期声称代表全港新闻工作者，但组织现实却显示代表性不断收缩。长期倡导透明与问责，但在自身权力更替中却呈现封闭式小圈子的特征。当一个以监督他者为使命的组织，无法在自身治理中展现同等程度的开放性与制度成熟度时，其公共角色的正当性自然会受到严重质疑。

今次记协选举最值得关注的，并非个别候选人的背景，而是候选人结构所呈现的整体组织衰退。据报，原定六月举行的选举因候选人不足而被迫押后，直至近期方才勉强凑足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对一个自称代表香港新闻界的组织而言，连最基本的换届人选也难以产生，问题已非行政技术层面，而是攸关其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危机。

具生命力的专业团体，理应能吸引不同媒体、不同年龄层与不同岗位的从业员参与治理。若执委选举长期依赖少数固定面孔支撑，甚至反复出现主席延任、临时安排、候选人不足等情况，便显示组织的人才循环与公共吸纳功能已严重萎缩。这种结构性问题不仅削弱其代表性，也动摇其作为公共监督者的正当性。

更深一层次观察，候选人组成本身亦突显记协与主流新闻界之间的距离。据传媒报道，今次候选人包括现任主席郑嘉如、前主席麦燕庭、具外媒背景的记者、小众媒体从业者，以及自称自由摄影记者的退休外籍人士。这些人是否符合会章资格，自可由组织按既定规则处理；然而在政治观感层面，问题并不止于形式上的资格，而在于这样的候选人结构是否足以承载“香港记者协会”这名称所蕴含的代表性。

香港新闻界涵盖本地报章、电视台、电台、通讯社、网媒及新媒体平台等，形成多元生态。若一场自称代表新闻界的选举，最终主要由外媒背景、自由撰稿、小众平台及退休人士组成候选阵容，社会大众自然会追问：主流新闻从业员在哪里？年轻记者在哪里？前线编采人员又在哪里？候选人结构所反映的，不仅是人事选择的偶然结果，而是组织与整体新闻界之间的巨大结构性疏离。

这种候选人结构的异常，不应仅被理解为人手不足，而更应视为“小圈子化”的政治征兆。小圈子化本身未必涉及违法，也不必然导致程序失效。其真正意涵在于揭示一种封闭的治理逻辑，组织的权力更新不再依靠广泛成员的参与与认同，而是依赖熟人网络、既有立场与圈内互相推荐来维持运作。

当候选人来源愈趋狭窄、参与者形象愈发固定，而组织语言与行业日常愈加脱节时，记协便难以再说服社会大众相信其仍能承载新闻界的共同利益。此时的记协，更像是一个保留工会外壳、却由少数具特定政治象征意涵的人物维持象征性存在的团体，而非一个具备广泛吸纳能力与行业代表性的专业组织。

选举程序的安排进一步加深外界疑虑。据报，今次选举不接受传媒采访、不向公众公开完整参选名单，并要求会员避免作相关报道。记协解释称，近年选举曾遭遇滋扰甚至恐吓，因而不得不减少公开资讯，并强调已向会员公布资料，亦依法向职工登记局提交名单。相关说法在安全考量上或有其主观理由，但政治评价不能仅依赖主观陈述。

新闻组织最重视的正是公开性、公信力与可检视性。当一个以新闻专业为核心的组织，却将自身选举置于有限资讯之下，即使形式上符合法例要求，也难免在公共观感上造成强烈反差。记协过去一向要求特区政府及公营机构提高透明度，如今自身却以内部原因限制外界理解，便自然会被质疑为“双重标准”。

“权力再生产”是记协治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候选人不足会削弱竞争，而竞争不足又使既有权力更容易延续。权力延续进一步强化外界对“固定圈子掌握组织”的印象，令潜在参与者更不愿加入，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表面上，选举仍然存在。实际上，选举可能逐渐沦为确认既定安排的程序性仪式。

这类现象常被界定为“封闭式寡头治理”：少数人透过形式化程序维持组织的延续性，但未能创造真正开放的竞争与问责。记协今次选举引起争议，正是因为其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与实质上的封闭结构之间出现明显落差，令外界质疑其治理模式是否仍具备公共代表性与制度正当性。

另外，个别候选人曾与外国政界或国际政治平台保持密切互动，亦有候选人长期在涉及本港政治争议的公共叙事中扮演鲜明角色。这些经历在法律层面或可作不同解读，但在政治层面上，已足以引发合理疑问：记协究竟仍以劳工权益与新闻专业为核心，抑或正逐渐演变为某种政治姿态的延伸。尤其在2019年“黑暴”的深层社会记忆仍未消散的背景下，凡涉及外部政治力量、街头对抗叙事，以及以“新闻自由”名义进行的政治动员，均难以脱离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审视。个别候选人若带有强烈政治符号，其参选本身便可能被视为组织政治化的指标，进一步削弱记协作为专业工会的中立形象与公共代表性。

一个成熟的新闻工会，理应聚焦记者薪酬、工时、安全、培训、采访保障、数字转型与行业伦理，而非长期沉溺于高度政治化的对抗语言。若一个组织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反复被视为站在固定政治光谱的一端，并以专业名义包装政治立场，其公信力便会逐步流失。新闻自由从来不是逃避责任的护身符，更不是让政治主张凌驾公共秩序的通行证。

真正专业的新闻界，应以事实、平衡、查证与公共利益为根基，而非依靠身份、圈子、外部掌声或政治标签来取得道德优势。当新闻工会的语言与行动愈来愈政治化，其专业角色便愈难维持，最终削弱的不仅是组织自身的正当性，也包括整个行业对社会的信任基础。

记协当前最大的危机，并非某次选举能否顺利完成，而是它已难以回答三个根本问题。第一，它是否仍具备代表香港新闻界多数从业者的能力? 第二，它的内部透明度是否足以支撑其长期倡导的公共主张?第三，它是否能摆脱政治化惯性，重新回到专业工会的本位? 若这三个问题没有清晰答案，即使选举如期举行、程序上完全有效，也无法修补其政治合法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与政治上的被信任，从来不是同一概念。

香港当前所需要的，是一个负责任、具专业尊严，并理解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并非对立的新闻行业。任何新闻组织若希望在新阶段重新取得社会尊重，必须接受一项基本现实：公共权利必然伴随公共责任，专业自治必然伴随专业问责。若记协仍以旧有圈子、旧有话语与旧有政治姿态自我循环，它所面对的便不是外界压力，而是自身代表性逐步枯竭的问题。

当一场选举只能证明少数人仍在场，而无法证明整个行业仍同行，这场选举的政治意义便已十分清晰。它不是更新的开始，而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曾自称代表新闻界的组织，如何在封闭化、小圈子化与象征性派系化的过程中，逐步丧失向香港社会大众提供说服力的能力。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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