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博浪沙伏击秦始皇时，曾聘请力士以大铁椎砸向秦始皇的车驾。当时嬴政因“仇家多”而忧心遭刺杀，故以多辆外形相同的车辆混淆视线以自保。结果力士所击中的仅是“副车”而非真正载有秦始皇的主车，遂成后世所称的“误中副车”典故。两千多年后，在世界的另一端，同样身居权力顶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临暗杀威胁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竟与古代帝王如出一辙，而其手段之精细、布局之复杂、对下属欺瞒程度之深，较之秦始皇的副车计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日《华盛顿邮报》以长篇报道揭露一则震撼性的内幕，指称特朗普在2026年7月7日至8日出席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因情报部门掌握到伊朗正策划于其返国途中发动报复性暗杀，白宫遂启动一项以总统专用飞机“空军一号”为诱饵的秘密撤离计划。这项爆料不仅触及美国总统安保体系的最高机密层级，也将特朗普在面对生命威胁时的心理状态与决策逻辑，赤裸地呈现在国际舆论之前。

根据《华盛顿邮报》取得的多方消息来源，整场行动的起点可追溯至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当下。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透过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战情室通报的紧急情报显示，伊朗革命卫队海外行动部门已拟定一套针对特朗普车队与专机的复合式攻击方案，可能在车队前往安卡拉机场途中，或在专机起飞爬升阶段发动突袭。这份情报的具体程度与可信度，均已达到必须立即启动最高级别防护措施的门槛。

在一般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国家元首都应采取透明而制度化的应对方式：公开威胁讯息、透过外交渠道要求土耳其政府加强沿途保安，并调动驻欧美军的空中掩护力量，以庄重而明确的姿态完成撤离，向敌对势力展示一国元首不因威胁而退缩的领袖风范。然而，特朗普所采取的路径，却与这套理性决策模式完全相反。

白宫通讯办公室首先发布例行新闻通告，称特朗普因安全考量将提前离开安卡拉，并依惯例要求媒体在机场指定区域拍摄其登机画面。当日晚间，特朗普果然出现在“空军一号”舷梯前，向在场媒体挥手致意，神态从容，仿佛只是正常结束外交行程。全球各大通讯社的摄影记者纷纷按下快门，将这一幕即时传送至世界各地。然而，就在所有镜头集中于这架专机的正面时，机身另一侧却正上演一套完全不为外界所知的撤离程序。

《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显示，特朗普在挥手后并未进入主舱，而是利用机舱结构形成的视线死角，迅速从另一侧舱门离开，登上一辆早已停妥的封闭式机场餐饮车。这辆外观毫不起眼的地勤车在夜色与停机坪设备的遮蔽下，悄然载着特朗普与战争部长赫格塞思前往机场另一端的偏远停机坪。那里停放着一架改装的波音757客机，军方编号C-32A，机身涂装低调，毫无总统专机的标志。特朗普登机后，C-32A立即滑出停机坪，以极不寻常的低调航线起飞，并刻意避用任何与总统相关的无线电呼号，改以普通军事运输航班代码通报沿途航管单位。

与此同时，那架载满毫不知情的随行高级官员、白宫幕僚、贴身安保人员、各大传媒记者与机组成员的“空军一号”，则依原定计划准时起飞。机上所有人深信特朗普正在前方私人套间休息，完全未察觉自己已成为转移敌方火力的战略诱饵。这套双重安排的欺瞒对象，不仅涵盖国际媒体与敌对情报单位，甚至延伸至美国政府内部绝大多数高层官员。

登上诱饵专机的乘员之中，包括国务院高阶外交官、国家安全会议资深幕僚、负责总统行程的后勤团队，以及部分协调北约军务的军方联络官。他们在完全被剥夺知情权的情况下，被置于一架可能遭受地对空导弹攻击的飞机上，而这架飞机在敌方情报视野中正是最醒目的总统座机。倘若伊朗方面未能识破这套佯动布局，并依原计划对“空军一号”发动袭击，后果将是机上数十名美国政府核心官员及各大传媒记者无一生还，而特朗普本人早已在另一架低调起飞的C-32A上安全脱身。这种以下属承担最高风险、由领导独自脱身的决策模式，无论置于任何国家的军事伦理或政治道德框架中，都是极为严重的污点。

特朗普此举牵涉多层次的义务与责任问题。在美国联邦法律架构下，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对属下军人与联邦雇员负有不可回避的注意义务。此义务源自《普通法》中的雇主责任原则，以及宪法第二条所衍生的忠实执行义务。当总统明知特定航班可能成为敌对攻击目标，却仍安排大批政府人员登机，并刻意隐瞒关键安全资讯，这种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已构成对注意义务的重大违反。

进一步而言，若机上人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受伤亡，其家属在理论上可向联邦政府提出过失致死的侵权诉讼，而总统的决策过程将成为法庭调查的核心焦点。此外，特朗普在事后得知《华盛顿邮报》即将刊登相关内幕时，曾亲自致电该报高层试图阻止报导。施压未果后，又指示联邦调查局启动调查程序追查泄密者。这一连串动作在法律上触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界线，也引发是否不当动用联邦执法机关进行政治掩盖的宪政争议。一位真正无愧于宪法誓词的总统，理应坦然接受决策公开检验，而非试图以权力机器封锁真相，更不应在封锁失败后动用国家调查资源追查敢于揭露事实的人。

特朗普在土耳其的狼狈撤离，并非单一的安全事故，而是美国在中东霸权退潮过程中极具象征性的注脚。伊朗之所以敢于策划针对美国在任总统的跨国暗杀行动，其底气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一连串战略失误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当区域强权发现超级大国的军事威慑因反复无常的决策而丧失可信度时，其行为底线便会不断后移，直至敢于触碰以往被视为绝对禁忌的目标。

那架悄然降落于英国机场的C-32A备用专机，机上除了特朗普与战争部长赫格塞思之外，更承载着一个超级大国尊严受损的尴尬现实：当一国元首必须依靠快餐车的遮蔽与诱饵专机的牺牲来保全性命时，其全球威慑信誉势必遭到不可逆的侵蚀。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伙伴，在目睹此一场景后，势必重新评估与美国安全承诺挂钩的风险系数。而美国的对手则从中获得一项极具价值的战略资讯——美国决策核心在面对真实威胁时，其反应模式并非官方叙事中的强硬果决，而是充满恐惧驱动的混乱与欺瞒。这种认知一旦在国际体系中扩散，其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造成的长期损害，将远较任何一场局部军事挫败更为深远。

真正具备领袖气质的国家元首，在面对暗杀威胁时，理应以坚定公开的姿态向敌对势力传达不屈意志，并与下属同进退，而非将其视为可抛弃的盾牌。特朗普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以精心编织的叙事掩饰自身恐惧，以下属的安危换取个人的安全空间，并在事后试图以新闻压制阻止真相曝光。这种行为模式与其职位所要求的勇毅品格之间，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秦始皇的副车在两千年后仍被史书记载。特朗普的空军一号诱饵计划，恐怕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被铭刻在21世纪国际政治史的羞辱柱上。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