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美国纽约市长曼达尼（Zohran Mamdani，又译“马姆达尼”）近日正式公布了他最具标志性的民生计划：在全市五大行政区各设一家市营杂货店，新鲜果蔬、肉类海鲜、蛋奶主食等核心商品一律比市价低三成，价格每月锁定、不设收入门槛，首家门店2027年底前落户布朗克斯亨茨角（Hunts Point），五家店在其首个任期内全部开业，市府为此拨出七千万美元资本预算。市政府估计，顾客每月可节省约90美元，每年约1,000美元。消息传到中文世界，网友戏称这是“美式供销社”开业，更调侃曼达尼是“同志”。

美国向来有“社会主义”传统

所谓“供销社”，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设立的国营商业机构，以平价、保障供应为宗旨，承担城乡商品流通与民生兜底的功能，这一称呼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与计划经济色彩。玩笑背后，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政府干预定价”与“社会主义化”政策，正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这究竟是美式社会主义的全面崛起，还是一场简单粗暴的选举政治秀？

曼达尼的方案其实相当克制，政府出场地、出装修、定价格和标准，日常采购、供应链和门店运营则通过公开招标交给私营零售商。销售是计划的，采购是市场的，中间的差额由财政来补。这是一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财政买单”的公私合营试验。因此，它不是苏联式国有商店，也不是中国传统供销社，而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政府拥有资产、补贴固定成本并规定公益目标，私人企业负责供应链和经营。可以说是“成本社会化、营运市场化”，更接近市政福利型公私合营，而不是由政府接管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

但它确实延续了美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向来不以革命理论见长，而强调地方政府能否把水、电、交通、住房和食品办得更便宜、更可靠。20世纪初密尔沃基的“下水道社会主义”，正是以市营水电、公共卫生、公园和教育建立政治信用；1934年辛克莱提出“消灭加州贫困”计划，也曾主张利用闲置土地和工厂，组织失业者生产自用。辛克莱虽然落选，仍取得1/3选票。曼达尼的试验正有这种美式气质：不讨论谁拥有全部生产资料，先问鸡蛋、牛奶和面包能不能便宜三成。

“市场万能”共识已经破产

更值得玩味的是，政府下场干预市场绝非左翼专利。被视为极右翼代表的特朗普，同样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不叫它“社会主义”，而叫“美国优先”。被称为“特朗普大药房”的TrumpRx平台就是典型例子。特朗普政府直接与辉瑞、礼来、诺和诺德等制药巨头谈判，以关税豁免为筹码，强行压低处方药价格，然后通过线上平台以折扣价向民众销售。比如GLP-1减肥药价格从每月1,350美元直接砍到350美元，降幅超过七成。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美国人承担了全球最高的药价，等于在补贴全世界，这不公平。政府必须下场谈判，为美国民众争取最惠国价格。

从本质上看，这与曼达尼的市营杂货店逻辑别无二致：都是政府绕过市场机制，以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定价，将民生商品价格人为压低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下。只不过一个打的是“社会正义”旗号，一个喊的是“美国优先”口号；一个面向食品，一个面向药品；一个在地方市政层面推进，一个在联邦层面实施。

这正是当下美国政治最吊诡之处：左右两翼虽然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在反对华尔街、质疑自由市场、主张政府干预等问题上却达成了奇异的共识。只不过左翼将矛头对准资本垄断，右翼将矛头对准外国竞争和跨国企业；左翼讲“公平”，右翼讲“爱国”。但政策手段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 这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崛起，不如说是过去40年“市场万能”的共识，已经彻底破产。

以理想主义掩盖选举算计

那么，这场“社会主义转向”的深层动因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许不在意识形态，而在社会结构。

纽约作为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过去十年食品价格涨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房租、能源、医疗、教育样样涨价，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不断萎缩。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连逛超市都成为一种经济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承诺“食品打七折”的政客天然具有号召力。

但这背后同样是赤裸的选举政治逻辑。曼达尼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基本盘是底层民众、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对于这部分选民而言，最简单直接的争取方式就是提供看得见摸得着实惠。五家超市或许对整个零售市场影响有限，作为政治符号的价值远大于实际经济效益 —— 它向选民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我在为你们的利益战斗。

这正是西式民主的悖论：当社会撕裂到一定程度，政客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用公共资金收买基本盘。底层民众最容易被眼前利益打动，而大撒福利永远是最快见效的选举手段。至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市场机制扭曲、中小商家生存空间被挤压以及所有的投入实际上都要由纳税人埋单等问题，往往不在选举周期的考量范围之内。

这正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当年提出的根本问题：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爆发，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却无法适应 —— 至今没有真正解决。只不过当年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工人贫困，如今表现为财富极度集中和生活成本危机。当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实现社会大众可接受的分配结果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会本能地诉诸政府干预。差别只在于用什么样的话语包装它。

这场“社会主义化”究竟是行政控价制造的惠民假象、安抚选民情绪的选举操作，还是一场人心变革？答案或许是：两者皆是，但顺序有别。它首先是选举操作——这是美国政治的运转方式；但它能成为选举操作，恰恰因为人心已变——当一个社会主义者能赢下纽约、一个右翼总统要亲自为药价谈判，说明旧的共识已经瓦解。这些零星的“社会主义化”实验，充其量只是在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巨轮上，贴上的几枚昂贵的创可贴。这是一场值得观察的政治秀，但距离真正的人心变革与制度重构，依然路阻且长。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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