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基层住屋问题，表面上是空间问题，实际上往往也是关系问题。当一个家庭长期被迫挤在狭小居所之中，受影响的不只是起居饮食和学习环境，还包括人的情绪承受、邻里交往，甚至对社区的归属感。正因如此，社区客厅的意义不应只从硬件支援去理解。若它只是补足㓥房家庭欠缺的生活设施，作用固然重要，但仍未触及香港城市贫穷更深层的一面。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类空间能否由满足基本需要，再走前一步，成为修补社区关系与重建互助网络的载体。

理解社区客厅的价值
在于持久的互助网络

若社区客厅的价值只停留在补足生活设施与纾缓居住挤迫，便容易把它理解成一项单纯回应生活不便的支援措施。这类功能当然不可或缺，但香港基层家庭面对的处境，从来不只是物理空间不足，也不只是缺少若干家居设备。更难处理的，往往是长期困在局促环境之中所累积的孤立感，是街坊之间缺乏往来、家庭之间各自承受压力，是人在城市生活中逐渐失去被看见、被承认的感受。若从这个层次理解，社区客厅若只是一个设备较完善的共用地方，它仍然主要是一项福利支援设施。它更值得期待的方向，是由实用性的补给空间，逐步走向能够促成相遇、修补连结的社区空间。

这种转向并不只是管理模式上的调整，而是牵涉我们如何理解扶贫、社区与人的尊严。若政策只着眼于资源输送，只求把服务有效送到指定对象手上，那么社区客厅最终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功能齐备、运作顺畅的地方，却未必能回应基层生活中更深层的匮乏。对不少家庭而言，真正欠缺的不单只是可供使用的设施，也包括稳定的人际支持、日常的互相照应，以及在公共生活中感到自己并非被排除在外。若空间不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固然可以纾缓一时之困，却未必足以令社区长出更持久的互助网络。

去掉过重救济色彩
政策才能走得更远

任何福利政策都离不开对象界定。社区客厅主要服务㓥房户，这在行政上自然有其道理。不过，一旦一个空间长期被视为专供某一类弱势住户使用，它便容易带上某种不易言明的标记。社会学早已指出，标签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会慢慢渗入人的自我理解。当一位家长天天带着孩子进出被旁人视为“穷人用的地方”，他得到方便之余，也可能默默感到尴尬，甚至有一种说不出口的退缩。

这种感受在前线工作中其实并不陌生。有些母亲宁愿留在狭窄的房间里煮食，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下拿着食材走进共用厨房。不是她不知道那里干净，也不是她不需要，而是她不想让自己再次被看成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有些孩子放学后明明想去客厅做功课，却怕同学知道自己住㓥房，结果宁愿留在“碌架床”或快餐店消磨时间。这些都不是设备问题，而是心理边界问题。

若这道边界不处理，社区客厅便很容易变成一座福利孤岛。它的门是开着的，但社会想像中的门却关着。区内其他居民未必愿意进来，使用者自己也未必能够自在久留。久而久之，空间的功能便会被收窄，成为一个只供处理基本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放下戒心、建立熟悉感的公共场域。

因此，社区客厅若要走得更远，首先要在叙事上去掉过重的救济色彩。它不必否认其扶助基层的初心，但也不宜把空间定格为一个只与贫穷身份绑在一起的地方。美国社会学者Oldenburg谈第三空间时，所指的正是一种介乎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能让人自然停留、轻松相遇、形成日常交往的公共生活场域。对香港而言，社区客厅未必照搬西方概念，但至少可以朝着较开放、较中性的方向走，让人进来不是因为自己被定义为某类受助者，而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

打破细碎社会隔离
建立稳定社区连结

旧区㓥房家庭面对的，往往不只是居住挤迫，也是一种长期而细碎的社会隔离。很多基层妇女每日在工作、照顾子女与家务之间兜转，生活范围极窄，人际网络极薄。长者可能住在同一条街几十年，却没有几个可以闲谈的人。孩子在学校以外缺乏稳定的学习与休憩场所，也缺乏较多元的成人陪伴。这些状况表面上不像失业或病患般显眼，却会慢慢侵蚀人的信心与生活感。

传统福利服务固然可以透过个案辅导、津贴或转介提供支援，但这类做法多数是一对一的，难以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持续而自然的互动。社区客厅可贵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反复相遇的场景。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时不是靠一次深刻谈话建立，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碰面中逐渐形成的。一起等洗衣机完成、孩子同桌温习、在厨房借一个调味料，甚至一句随口的问候，都可能是关系萌芽的开始。

我曾听一位在社区客厅工作的毕业生描述过这样的情景。一位照顾孙儿的婆婆，最初只是陪孩子来做功课，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后来，一位单亲母亲常与她闲谈，请教一些照顾孩子的饮食方法。再往后，几位街坊逐渐熟络，甚至约好轮流预备简单晚餐，待孩子做完功课后一同进食。这并不是甚么刻意设计的大型活动，也未必转化为显眼的量化成果，但对那几个家庭而言，那种不再各自承受生活压力的感受，已足以说明社区连结的意义。

若希望这类相遇能由偶发经验转化为较稳定的社区连结，社区客厅的功能便不能只理解为提供共享设施。事实上，现时不少营运单位已经开始透过活动设计和日常接触促进居民互动，这些尝试值得肯定。问题在于，这些互动如何进一步制度化为可持续的日常实践，而不只是零散出现的片段经验。无论是安排长者带孩子做手工、让具备厨艺的街坊分享简单饮食，抑或由大学生固定陪伴学童读书，重点都不只是活动本身，而是它们能否构成稳定的相遇场景。否则，所谓跨代互助与跨阶层接触，便容易停留在理念层次，未必真正进入社区生活。

跨阶层连结尤其重要。基层家庭最缺乏的，很多时不是个人努力，而是接触不同世界的机会。若社区客厅能与区内学校、教会、专业团体或大专院校建立稳定合作，不是偶尔探访一下，而是持续地把不同背景的人带进空间，让孩子和家长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接触新的知识、职涯想像与生活方式，便有机会慢慢打开本来封闭的生活视野。这种接触的价值，不在于谁帮了谁，而在于一个人开始知道，原来自己的人生不只眼前这一种走法。

推动居民参与社区
才会令人愿意留下

一个空间是否能长久，不只看它有没有资源，更看使用者是否把它当成自己的地方。这正是许多社区设施最容易忽略的一点。若居民只是来借用设备、参与活动、享受冷气，用完就走，那么他与空间之间建立的，只是方便关系，不是归属关系。方便可以令人到来，归属才会令人留下，也才会令人愿意守护。

社区工作一直强调参与的重要，不是因为参与本身听起来理想，而是因为人只有在参与规则形成、共同面对问题的过程中，才会真正感到自己被信任、被需要。若社区客厅的一切安排都由机构预先设定，居民最多只是配合，难免会把自己放在接受照顾的位置。时间久了，空间虽然有人气，却未必有共同体。

较可行的做法，是逐步建立居民参与机制。例如让常用者组成小组，商量厨房的使用秩序、儿童活动时段、物资借用安排，甚至讨论如何处理噪音、清洁或个别冲突。这些事情看似琐碎，其实正是社区感生成的地方。当街坊开始为一张桌子怎样摆、晚间时段应否留给考试中的学生而交换意见，他们便不再只是同处一室的人，而是开始学习共同生活的人。

我也认同，社区客厅可以尝试一些互助记录方式，但不必太制度化。所谓时间银行若操作得过于繁复，容易变成另一套行政负担，反而削弱了自发关系。较合适的，也许是较轻巧的互助登记，让街坊知道谁愿意陪诊、谁懂简单维修、谁可偶尔照看孩子、谁熟悉学校申请程序。这些能力平日分散在不同人身上，看似零碎，但一旦被看见、被串连，便可能成为社区里最实际的支持。

既要评量更要评质
用心看见社区成果

香港公共政策向来重视可量度成效，这可以理解。公帑运用需要交代，服务机构也需要证明工作成果。不过，对社区客厅这类空间而言，若评估过分依赖人次、时数、活动场数，前线工作便很容易被带往一个错误方向。大家都忙于把场地填满，把活动排满，把数字做高，最后却未必知道那个空间有没有真正改变人的生活感受。

有些改变本来就不容易量化。一位母亲愿意第一次开口说自己很累，一位长者由总是独坐变成开始帮忙照应孩子，一个经常缺课的少年因为在客厅找到愿意陪他读书的人而慢慢稳定下来，这些都未必能即时转化为漂亮的表格数字，但它们往往才是社区工作真正的成果。

所以，社区客厅的评估不能只有量，也要有质。除了基本统计，营运机构应更有系统地记录使用者的生活转变，透过访谈、观察与个案叙述，了解空间有没有减轻照顾者压力，有没有增加邻里信任，有没有令本来封闭的人际网络出现新的接点。这类质性资料未必像数字般整齐，却更能反映政策有没有触及人的日常世界。

公共政策若愿意接纳这一点，对前线工作的引导便会不同。被重视的不再只是活动办了多少，而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更愿意说话、更愿意互相记挂。对一个社区来说，这些看似柔软的东西，其实最具承托力的事。

拓阔社区发展想像
真正走向修补生活

社区客厅的出现，确实为不少㓥房家庭带来了喘息空间。对于长期困在局促环境中的人来说，一个可以安心煮饭、让孩子静下来做功课、稍稍坐一会的地方，已经很珍贵。但若只把它理解为生活设施的补充，这个政策能走出的路便相当有限。

香港今天面对的，不只是住屋细，而是社区愈来愈碎，人与人愈来愈少交集，基层家庭愈来愈难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支持。社区客厅真正值得期待之处，在于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重新缝合关系的地方。人在那里不只得到一张桌、一部洗衣机、一点冷气，而是得到一次被看见、被接受、被视为社区一分子的机会。

若未来的社区客厅能逐步淡化标签感，打开与周边社区的联系，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其中自然相遇，并让常用者有更多参与空间治理的机会，那么它带来的便不只是服务，而是关系。关系一旦形成，互助便有可能；互助一旦持续，社区才会慢慢生出韧性。

一个城市是否宜居，不只看它有多少硬件建设，也看人在其中能否找到彼此。社区客厅若能由补给空间走向连结空间，香港社区发展的想像，也许便能从处理匮乏，慢慢走向修补生活。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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