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欢迎来龙餐馆》在内地上映并迅速成为话题。这原本是一部以市井人物承载大时代创伤的商业类型片，既有轻喜剧的节奏，也有战争叙事的残酷情节，更以中餐作为生活秩序与文化情感的象征。然而，新加坡《联合早报》这家一向以理性客观、中立平衡的海外华文大报，却将相关电影标签为“战狼电影”、“民族主义输出”、“海外意识形态投射”。这种反应本身，比电影情节更值得分析。

中国人为何不被允许自信？

多年以来，海外华文舆论中始终存在一套隐性的审美等级标准：凡是中国题材呈现贫困、落后、撕裂、反思，便容易被视为“有深度”。凡是呈现普通中国人的能动性、善意与尊严，便容易被怀疑为“宣传”。换言之，中国人可以痛苦，但最好不要自信。可以沉默，但最好不要发声。可以被他人解释，但最好不要解释他人。这套标准看似是文艺批评，实则是一种话语权的分配规则。它要求中国电影接受被观看的位置，却拒绝承认中国电影也有资格成为观看世界、描述战争、判断是非的主体。

《欢迎来龙餐馆》真正刺痛某些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它讲述一名中国厨师救人的故事，而在于它触碰了伊拉克战争的叙事权。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影视作品长期由西方提供主流画面。许多荷里活作品聚焦美军士兵的心理创伤，描写战场压力、道德困境与退伍后的精神伤痕。这些作品固然可能具有艺术价值，但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一种视角转移：战争的发动者被处理成受苦的主体，而被轰炸的土地、失去亲人的平民、断水断电的城市，反而退居背景。当观众长期从士兵的恐惧中理解战争，却极少从被入侵者的生活崩塌中理解战争，历史记忆便会被重新排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选择从一间中餐馆出发，反而展现出独特的叙事力量。餐馆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空间，饭桌上有生意、有邻里、有语言差异，也有在试探之后逐渐建立的信任。当战争降临，最先被摧毁的并非抽象的国际秩序，而是人们吃饭、睡觉、上学、看病、取水、用电的基本生活。电影让炸弹落在餐馆旁，让普通人的命运被卷入政治巨轮，让食物与生命产生直接的关联。这不是以美食淡化战争，而是以美食反衬战争的残酷。因为唯有在秩序崩塌时，人们才会真正明白，一顿安稳的茶饭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战争不该只由发起者讲述

某些评论者将这种叙事称为“民族主义输出”，其逻辑其实相当脆弱。电影中的“中国性”并非以征服姿态出现，而是以生活方式呈现。徐福坚持做真正的中餐，拒绝把中华饮食简化成迎合外部想像的符号，这是一种文化自尊。他在危难中照顾儿童、庇护平民、为陷入绝望的人留下一口饭，这是一种人道伦理。文化自尊与人道伦理的结合，并不天然构成政治威胁。

相反，若有人把中国人的善良视为威胁，把中国人的自保视为扩张，把中国人拒绝屈辱叙事视为攻击，那恰好说明他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所谓“战狼”，而是中国形象已经脱离他们熟悉的旧有框架。何况电影中连一面中国国旗都看不见，又何来“民族主义输出”？

伊拉克战争本就不应、也不能只由发动战争的一方来定义。2003年，美国及其盟友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恐”、“解放伊拉克人民”等理由发动军事行动，将一场主权国家遭受入侵的战争包装成道德使命与文明工程。然而，战争之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并不是承诺中的自由繁荣，而是国家机器的瓦解、公共秩序的崩塌、基础设施的破坏、宗派冲突的激化、极端组织的滋生，以及一代又一代平民被迫承受的流离失所。

请把镜头还给生活破碎的平民

当年的战争理由后来被反复质疑，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未以发动战争者所宣称的方式出现，可伊拉克人民付出的代价却是真实的：被炸毁的街区是真实的，失去父母的儿童是真实的，在断水断电中挣扎的家庭是真实的，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也是真实的。这样的历史，怎么可能只交由战争发动者及其媒体系统来叙述、剪辑和美化？如果一场战争的发起者同时垄断了战争的解释权，那么受害者的苦难便会被转化为背景噪音，侵略的责任便会被改写成“决策失误”，平民的死亡也会在宏大政治语言中被轻轻带过。

正因如此，若中国电影把镜头移向战后社会的破碎，移向儿童、老人、餐馆老板、普通职员与无名平民的命运，这绝不是对历史的篡改，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输出”，而是在打破一种长期由强者掌控的叙事垄断。它提醒观众，伊拉克战争不是一部关于美国良心不安的内心戏，而是一场实实在在改变了千万普通人命运的灾难。战争不会因为被冠以“自由”之名就自动取得道德赦免，也不会因为强势媒体反复讲述自己的苦衷，就抹去平民被剥夺的生活、被摧毁的家园与被撕裂的未来。真正成熟的公共讨论，应当容许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受害者视角重新打开历史，而不是一看到非西方叙事介入，便急忙扣上“宣传”或“民族主义”的帽子。

恰恰相反，越是被西方话语长期定型的战争记忆，越需要新的叙述者介入。越是被包装成正义行动的军事灾难，越需要有人把镜头重新放回废墟、餐桌、病床、孤儿和难民身上。因为只有当战争被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中重新讲述，所谓国际秩序、文明使命与道德高地的虚伪，才会被真正剥开。

星洲华文媒体的深层身份焦虑

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反应，也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身份焦虑。身处东西方交汇的位置，又长期依靠英语制度、国际金融与西方话语资源维持自身定位，某些媒体在文化心理上容易形成一种微妙的距离感。面对西方叙事时，它们往往以国际主流加以理解。面对中国叙事时，则习惯先行审查其政治含义。这种审查有时并非明显的敌意，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卫。中国越是平常地讲述自己，越是自然地表达立场，越是以商业片而非口号片进入大众情感，它们便越感到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再只靠苦难获得同情，也不再靠迎合换取掌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狼”这个标签在当下舆论中已逐渐失去分析功能，成为一种偷换概念的便利工具。任何中国人在海外维护尊严，都可能被称为“战狼”。任何中国电影呈现国家保护、同胞互助或文化自信，也可能被贴上“战狼”之名。如此泛化之后，这个词不再描述具体作品，而是用来阻止讨论本身。它让评论者无需解释剧作结构是否成立，无需分析人物动机是否可信，也无需讨论战争呈现是否有力，只需贴上标签，便能完成道德裁决。这不是评论的胜利，而是思想能力的退化。

真正成熟的华文舆论，不应一看见中国人擡头便惊呼危险，也不应一看见中国故事走出去便急着扣帽子。世界早已不是少数叙事中心垄断解释权的时代，电影银幕也不该永远只照亮同一批人的伤痛与辩解。当龙餐馆的灯在战火后重新亮起，它照见的不是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一个文明终于开始以自己的语言，平静而坚定地讲述人间的是与非、对与错。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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