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奥赛罗（Othello）在莎士比亚笔下，是一位勇武果敢、忠诚正直的将军。他的悲剧核心并不在于外在敌人的强大，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不安、自我怀疑，以及在他人操弄下逐步失控的情绪。奸人利用奥赛罗对自身身份与婚姻关系的不安全感，精心制造假象，使他把妻子的纯洁误读为背叛。奥赛罗在错误的确信中一步步走向毁灭，最终亲手扼杀了自己深爱的妻子，并在真相揭露后自尽。

“奥赛罗症候群”常见于长者

“奥赛罗症候群”（Othello’s Syndrome）在精神医学中，通常被视为一种以妄想式嫉妒为核心的病态心理状态。患者会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坚信伴侣不忠，并将日常生活中原本平常的行为误读为背叛讯号。这种症候群可见于部分认知功能逐步退化的长者，尤其当孤立、退休、身体衰退与情绪低落同时出现时，更可能形成一种封闭而自我强化的心理循环。焦虑在反复思索中转化为确信，确信进一步变成愤怒，而愤怒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演变为报复性的冲动。

奥赛罗症候群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往往并非源于外界真实刺激，而是源于患者内在安全感与自我认同的崩塌。当一个人的自尊、安全感与存在感高度寄托在伴侣身上时，任何细微变化都可能被误读为威胁。伴侣片刻的沉默、短暂的延误、一个疲惫的表情，都可能在患者心中被放大为背叛的证据，进而推动整个悲剧性心理崩解的连锁反应。

内在心理崩塌引发连锁反应

葵涌邨春葵楼命案中的夫妇，正是可能被这种连锁反应一步步推向无可挽回的深渊。男死者年逾80，身体机能衰退，早已退休，生活范围长期被压缩在几百平方呎的公屋单位之内。他的世界不再有工作，不再有稳定的社交，也逐渐失去来自外界的肯定。相较之下，妻子虽已60多岁，仍每天清晨出门，在机场人群之间从事清洁工作，仍然保有体力、收入、社交接触与社会存在感。两人的生命节奏在同一屋簷下逐步分岔，最终形成一种难以弥合的心理落差。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妻子因工作疲累而少说几句话，或因交通、工作安排而稍迟回家，原本只是普通生活细节，却可能在男死者的内心被解读为威胁。他可能开始反复盘算，把日常行为理解为背叛讯号，并将自身的不安投射到伴侣身上。当自尊、安全感与控制感全都集中于婚姻关系之中，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被放大为危机。

求救讯号未获即时介入处理

据案情透露，男死者生前曾向家人表达感情问题与自杀念头。这不应被视为单纯的情绪宣泄，而应被理解为心理崩溃前的重要警号。中国人家庭有时习惯以安慰代替介入，认为老人家只是情绪化，认为老夫老妻吵吵闹闹是寻常事，也可能把“想死”之类的说话理解为一时气话。然而，若长者同时出现情绪低落、持续猜疑、社交孤立、认知衰退迹象与自杀念头，便已构成相当高的风险。

这些讯号若未能及时被辨识与处理，便可能在当事人的内心逐渐累积成一套病态逻辑。他可能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把伴侣视为加害者，把报复理解为合理，把毁灭错认为解脱。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无法承受明天时，便可能产生一种极端而扭曲的念头：既然自己已经没有明天，伴侣也不应该继续拥有明天。

极端恐惧恐酿成报复性攻击

这种心理逻辑并不一定源於单纯恶意，而可能源于极端恐惧、失控感与病态占有。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失去一切，他便可能把伴侣视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当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也可能错误地把伴侣的生命视为附属于自己的存在，认为两者必须一同终结。这种毁灭式占有在部分极端亲密关系暴力案件中并不罕见。它不是单纯的激情杀人，而更像是长期心理崩溃累积后的终点。

案发现场的部分细节亦显示，整个过程可能并非完全突发。女死者每日从事体力劳动，若在工作后回家休息，身心状态自然较为疲乏。男死者若在此时施袭，便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致命伤害。女死者身上多处伤痕，亦反映施袭过程或带有强烈情绪宣泄，而非单一击打。这类反复攻击模式，在心理学上常见于报复性暴力。施袭者在每一下攻击中，释放积压已久的痛苦、愤怒与失控感。当攻击结束后，他的心理剧本也走到最后一幕：打开窗花，走向边缘，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人生。

正视公屋长者备受孤立困境

这宗案件并非孤立地存在。近年一些长者杀害伴侣后自杀的案件，曾呈现若干相似轨迹：男方年事已高，女方相对年轻。男方退居家中，女方仍在外工作。男方长期孤立，女方仍保有社交与职场生活。男方曾向亲友透露感情或情绪困扰，却未被及时识别为危机，最终以利器攻击伴侣，再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这些相似之处，反映社会对长者精神健康与亲密关系暴力仍存在明显盲点。

大众往往以为暴力多见于年轻人，认为老人家体力较弱、性格较温和，不会造成严重伤害。然而，现实未必如此。当长者同时面对身体衰退、社交圈萎缩、孤独侵蚀、情绪低落与认知障碍前期，他们的行为风险有时更难预测。年轻人或许仍会因未来、家庭责任或社会后果而有所迟疑。但当一名长者已经不再在乎明天，他便可能不再在乎后果。

主动辨识风险守护基层家庭

香港是高度密集的城市，公屋单位的空间限制，使部分长者的孤立感进一步加深。当一位80多岁的老人长时间困在几百平方呎的空间里，生活只剩下墙壁、天花板与等待，心理压力便可能在沉默中累积。另一方面，一位60多岁的基层妇女每天辛苦工作，回家后仍要面对伴侣的猜疑、盘问甚至情绪压迫，她所承受的疲累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深。这种结构性压力，在基层家庭与公屋社区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值得正视的社会风险。

在这宗案件中，女死者无疑是最令人痛心的受害者。她60多岁仍在机场默默工作，以自己的劳力支撑家庭。她的勤奋本应是家庭的支柱，却在伴侣崩塌的心理世界中，被误读为背叛的证据。她在最应该安全的家中，在自己熟悉的客厅里，被最亲近的人夺去生命。她的遭遇提醒我们，基层妇女往往同时承受家庭压力与社会压力，而她们的困境常常被日常生活的沉默所掩盖。

社会需要更积极地辨识长者精神健康风险，家庭需要更敏感地察觉危机讯号，社区也需要更主动地提供支援。当长者出现持续猜疑、情绪低落、强烈占有欲、被害感、自杀念头或暴力暗示时，身边的人不能只停留在安慰层面，而应尽快寻求专业协助。早一点介入，可能便能多保住一个家庭。早一点倾听，可能便能阻止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愿这宗案件成为一次沉痛而深刻的提醒：在面对长者孤独、伴侣猜疑与家庭压力时，我们需要更敏感、更细腻，也更坚定地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与安全。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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