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香港基金专栏｜叶文祺、余泽韦

香港邮政2024至25年度大幅亏损8.21亿元，创下营运基金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面对持续严峻的挑战，当局早前宣布调整人力安排，不再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首批约30名员工将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预计未来受影响人数将达200多人。事实上，自1995年推行自负盈亏的普邮服务以来，香港邮政在2009年后因通讯电子化与网购普及，邮件量减少超过一半，已连续八年录得亏损。为了扭转颓势，香港邮政多年来透过精简人手、数字化运营及多元化服务苦苦支撑。社会不得不思考：若核心改革迟迟未到，库房是否仍需持续拨款？所谓的自负盈亏究竟是在恪守商业原则，抑或早已名存实亡？

人手缩减后成本不降反升

要看清香港邮政连年亏损的根源，必须正视其薄利与劳动密集的双重特质。首先，邮政物流本质上是微利行业。在2024年之前，其盈亏占总收入比例长期在5.0%以内窄幅徘徊；对比同业，京东物流2026年上半年毛利率仅8.9%，顺丰集团2025年全年的物流及货运代理毛利率为13.0%。在过去17年间，香港邮政仅有六年能靠纯粹运作实现盈利；若计入投资收入，盈利年数也仅增至九年。其次，员工成本与一般邮务开支长期占总运作成本90.0%以上，庞大的人力依赖使管控员工成本成为薄利中求生的唯一切入点。

平心而论，香港邮政在控制成本上确实有所付出，其员工人数在2009至2025年间大幅缩减了近29.3%，总员工成本压低至17年前水平，平均员工成本升幅也紧贴通胀。在政府大力推行外包服务与员工替代内部职员的情况下，留存与新聘职员理应更聚焦于核心功能；加上公务员体系透过薪酬点升级的既有机制，人均员工成本就具备往上走的合理性。从这个维度看，香港邮政在人头与平均薪酬管理上的控制成果值得肯定。

然而，现实却呈现另一番景象：成本控制并未换来生产力改善或单位成本下降。翻查账目，员工总数在2009至2025年间大幅裁减近三成，但2025年每名员工一小时能处理的邮件数量甚至低于2009年水平。每件邮件的单位成本从2009年的3.051元增加到5.498元，其中所承担的员工成本更从1.580元攀升至3.438元。自2018年以来，每封邮件实际亏损扩大至1.344元，相比之下，每封邮件所摊分到的投资收入，在2018年每件0.130元的基础上仅增长约70.0%。投资收入已无法填补单位损失的缺口。

香港邮政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香港邮政无法提升效益的原因盘根错节，涵盖营运基金框架的先天限制、员工薪酬福利与盈利绩效缺乏实质绑定、要职多由公务员担任以致难吸引顶尖人才，以及在平台经济、物联网物流、乃至具前瞻性的低空经济等科技应用上落后同业。

当我们跳出局部运营框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在数字化高度发达、传统邮递早已能由私营部门有效提供的今天，香港邮政存在的价值究竟为何？根据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应直接干预。普邮服务的核心意义在于确保所有市民享有负担得起的邮递服务，但在当前私营物流企业繁多、通讯高度电子化的背景下，政府必须充分论证普邮无法被市场提供，才能合理化干预。香港邮政近年尝试拓展高利润业务线的举措，本质上是试图透过参与市场已能充分提供的行业来弥补传统市场效率缺失，在理论上缺乏正当性。

盲目开源节流难解体制迷思

自1970年代以来，多国政府开始将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外包给私人部门，或以各种模式将其从政府体制中剥离。营运基金正是众多探索模式中的一种，当初由英国引进香港并推广至香港邮政。然而，这种介乎政府与商业之间的过渡模式，早已被陆续舍弃。英国、日本、新加坡与德国均选择对普邮服务进行彻底的企业化改制并最终私有化，而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则选择由政府继续控股。

面对未来，香港邮政不能再继续停留在“边补贴、边摸索”的状态。如果普邮服务因涉及社会公平必须保留，政府应理顺其作为纯粹公共服务的财政定位，承担政策性补贴；反之，若要坚持商业化，则必须彻底打破现行的公务员体制与营运基金框架，推行真正的企业化改革。唯有斩断模棱两可的制度迷思，香港邮政才能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系列下部将分析香港邮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作者叶文祺是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作者余泽韦是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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