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年，网上不时流传公共交通工具内因“关爱座”引发争执的片段。近月相关事件似有增加，甚至出现乘客因座位问题互相辱骂、推撞，乃至动武的情况，情况令人忧虑。表面上，争议似乎只围绕一个座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公共空间中道德期待、个人权利与法治意识之间的失衡。

“关爱座”原是公共交通中的善意设计，目的在于提醒乘客在座位有限的情况下，优先照顾身体上较有需要的人。然而，当有人把这份善意视为必然权利，把他人的礼让看作理所当然，甚至以年龄、身分或情绪迫使他人让座，“关爱座”便可能由互助的象征，变成冲突的导火线。

“关爱座”争议的核心，并不是“谁必然有权坐下”，而是“谁在当刻更需要坐下”。公共交通上的座位本质上属公共资源，任何乘客只要合法乘车，原则上都有使用座位的自由。“关爱座”的设立，并非把某些座位永久分配给特定年龄或身分的人，也不是赋予任何人命令他人起身的权力。它更接近一种公共伦理提示：当乘客看见孕妇、长者、伤病人士、行动不便者或其他身体不适者时，应主动体谅，在能力许可下让座。因此，“关爱座”所承载的是道德劝喻，而非私人占有权。

由此可见，“关爱座”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是把“优先”误解为“专用”。优先座位强调的是按实际需要作合理安排，而不是同比龄或外貌作固定分配。长者固然常较需要照顾，但并非所有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乘客更需要座位。相反，年轻乘客也可能因隐性疾病、手术后康复、慢性痛症或精神压力而需要坐下。这些状况未必能从外表看出，当事人亦未必愿意在车厢内公开解释自己的健康问题。若社会只凭外貌判断谁有资格坐关爱座，便容易造成不公平，也会使真正有需要却“看起来健康”的人承受羞辱。

第二个问题，是把“礼让”变成“服从”。让座之所以可贵，正因它出于自愿、体谅与善意。若乘客是在责骂、威吓或群众压力下被迫起身，这种行为便已失去道德意义。文明社会鼓励让座，是希望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作出善意选择，而不是容许任何人以高压方式索取方便。当有人以粗言秽语、瞪视、拍打、拉扯或逼近等方式要求让座，受损的不只是个别乘客的尊严，更是整个让座文化的基础。久而久之，乘客可能把关爱座与麻烦、羞辱和争吵连在一起，甚至对有需要人士产生抗拒，结果反而削弱社会互信。

第三个问题，是把“尊重长者”误解为“容许失礼”。香港社会重视礼让与敬老，这种价值值得维持。但尊重长者并不等于纵容粗暴行为，更不代表年龄可以凌驾公共秩序。长者若需要座位，当然可以提出请求。但请求应以礼貌方式表达，而非以责骂或威吓迫使他人让步。公共车厢不是私人空间，每名乘客都享有安全、安宁与人格尊严。年龄可以令人获得更多体谅，却不能成为辱骂或动武的理由。若本港社会在这一点上态度含糊，便会助长部分人把个人情绪转嫁给陌生人，最终破坏公共生活的基本秩序。

第四个问题，是把公共善意演变成道德审判。许多争执之所以升级，正是因为旁人迅速以简单标签判定是非：坐在关爱座上的人被视为冷漠，没有即时让座的人被指不近人情，解释自己也有需要的人又可能被怀疑找借口。这种即时审判使车厢变成道德表演场，大家忙于指责谁应站起来，却忽略如何平和地处理问题。公共道德若依赖羞辱维持，便会失去教育作用。成熟的公共文化不应靠怒骂迫人行善，而应靠清晰指引、礼貌沟通和基本信任，使善意能自然发生。

从法治角度看，“关爱座”争议更需要划清界线。乘客可以表达需要，可以请求让座，也可以寻求车务人员协助。但绝不能以推撞、拍打、阻挡、拉扯或威吓等方式自行处理。公共交通车厢空间狭窄，人流密集，列车行驶时又可能突然加速、减速或停车，任何肢体冲突都可能导致跌倒受伤，甚至危及其他乘客。当座位争执由口角升级为暴力，问题便不再是谁更应该坐下，而是谁破坏了公共安全。社会必须清楚表明：求助不等于施压，不满不能演变成侵犯他人，争取便利亦不得跨越法律底线。

要使“关爱座”回复本义，首先应改善公众对它的理解。相关宣传不宜令人以为“关爱座”只属于某一类人，而应强调“按需要优先”的原则。关爱座服务的对象，应包括长者、孕妇、行动不便人士、伤病者、暂时不适者，以及其他因身体状况而需要座位的人。这种表述有助减少按身分分配座位的思维，也能避免把长者推向特权化位置。“关爱座”不是特定群体的专属标志，而是公共交通中的互助提醒。

归根究柢，“关爱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一个座位，而在于它提醒城市仍需体谅与自律。人的需要未必总能被看见，公共生活也不能只靠规条维系。若人人只强调自身权益，车厢自然充满张力。若愿意承认他人也可能有难处，公共空间才有和谐的可能。让座是一份善意，而非被索取的义务。关爱是一种理解，而非压迫的名义。唯有当社会重新把“关爱座”视为按需、守礼、依法的共同承诺，它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名字。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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