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近日，特朗普又有新“搞作”。他自封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并把华盛顿、林肯等人物置于自己之下。表面看来，这似乎只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场政治闹剧，实际上却暴露出当代美国政治文化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此事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在于一名政治人物如何自我评价，而在于他以极其轻率的方式处理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当个人宣传可以凌驾于开国元勋与救国人物之上，问题便已超出其喜欢“认屎认屁”的性格或竞选策略，而触及美国如何理解自身历史、如何尊重制度传承、如何维持公共历史共识的根本课题。

任何政治人物都希望青史留名，这本身并不奇怪。领袖需要建立形象，也需要向支持者展示成就。然而，成熟的政治文明应在个人雄心与历史秩序之间保持清楚分寸。“伟大”不是自我授予的称号，而是经由时间沉淀、制度检验与后人评判所形成的公共结论。若一位政治人物把严肃的历史评价简化为排名游戏，把国家奠基人物变成衬托自身的符号，这所反映的便不是自信，而是对历史分量的无知。

若以中国历史传统观之，这种做法尤其“梗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来重视名分与位阶，对开创者与继承者有清楚区分。开国君主称“祖”，守成之君称“宗”，并非单纯的庙号安排，而是对功业性质、政治秩序与历史定位的总结。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之所以居于特殊位置，不是因为他们自称“伟大”，而是因为他们在天下动荡之后重建秩序，奠定一国之基。后来之君即使文治武功可观，也多是在既有框架之内承继、修补与发扬光大，其地位自然不能与开创之功等量齐观。

明清两代亦有少数特殊例子，更能说明中国历史评价的审慎。明永乐帝朱棣虽非开国之君，却因靖难之役后重塑明朝政治格局，迁都北京，强化中央集权，编修《永乐大典》，屡派郑和下西洋，又多次北征蒙古余下势力，使明朝在国家治理与对外影响上呈现强大的开展气象，故后世以“成祖”称之。清康熙帝玄烨被尊为“圣祖”，亦因其在位六十余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安定边疆，整饬吏治，推动文化与经济发展，为清代盛世打下长期基础。这两个例子之所以罕见，恰好说明“祖”之名不能轻授，必须具有近乎开创格局的历史功业，方能获得后世承认。

这种历史尺度并非守旧，也不是对前人的盲目崇拜，而是对政治源头与承继责任的清醒分辨。开创者之所以受到特殊尊重，是因为他们处于秩序形成的起点。后来者再有才干，也不能轻易把自己置于源头之上，否则便会破坏政治记忆的基本结构。中国人讲“慎终追远”，讲“祖有功而宗有德”，其深意正在于提醒后世，任何现实权力都不是无根之木，任何当下成就都必须放在历史长河中衡量。政治若失去这种时间纵深，便容易沦为追逐掌声的表演。

以此观照美国历史，华盛顿之于美国，正相当于“太祖”式的人物。他的“伟大”不只在于领导独立战争，更在于他懂得限制权力。独立建国之后，他拒绝称王，接受宪政约束，并以自愿离任确立总统权力不得无限延伸的政治先例。对一个新生共和国而言，这种克制比军事胜利更难，也比一时功业更持久。华盛顿留给美国的，不只是国家独立的成果，更是一种共和制度得以成立的道德基础。

林肯的历史位置则来自另一个生死关头。他面对的是国家分裂、内战爆发与共和制度存亡的危机。其功业不在于开创美国，而在于美国几乎“分崩离析”之际维持联邦，使共和国获得再生，也使自由与平等的政治理想获得新的历史意义。若说华盛顿代表美国共和国的创生，林肯便代表共和国在危机中的延续。这两人的地位具有奠基性，并非普通政绩、选举胜利或媒体声量所能替代。

特朗普把自己置于二者之上，问题正在于他抹平了这种历史层次。现代政治当然需要政绩，经济数字、外交成果、选民支持都可以成为评价的一部分，但它们不能取代开国与救国的历史意义。政治评价若只依赖当下支持者的热情，便会失去长期衡量的能力。历史不是民意调查，“伟大”也不是排行榜。把自我感觉凌驾于制度记忆之上，所呈现的不是强大，而是一种缺少敬畏的傲慢。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神化并非单一人物的偶然言行，而是当代美国政治传播环境的产物。社交平台偏好简短、刺激、对立与夸张，复杂的历史评价难以完整呈现，情绪化图像却能迅速流通。在这样的环境中，政治人物不再只是提出政策及说服选民，也要持续制造话题，维持支持者的兴奋感。于是，历史被压缩成图片，制度被改写成口号，严肃人物被转化为可以比较、消费甚至贬低的符号。这种传播方式看似有效，实则削弱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

一个社会若习惯把历史当作个人宣传的材料，便会逐渐丧失对事实、功业与责任的分辨能力。华盛顿与林肯不会因一张AI改图而降低历史地位，真正受损的是美国社会自身的历史共识。公共记忆一旦碎裂，国家便难以形成共同语言。不同群体不再以制度与政策展开讨论，而是按阵营需要重排过去历史，各自拥抱自己的政治偶像。久而久之，共和国最需要的公共精神，便会被个人崇拜和情绪动员侵蚀。

共和政治的核心，原本在于公民德性、制度约束与公共利益。领袖应是制度的服务者，而不是制度之上的表演者。当个人魅力压倒制度尊严，当政治忠诚变成对某一人物的情感依附，共和精神便会被稀释。这种危险不在于一句“认屎认屁”本身，而在于社会逐渐接受一种观念，即只要掌握足够声量，便可以改写历史尺度，甚至把国家传统据为己有。

美国制度深受罗马共和传统影响，也常以罗马作为其国家文明想像的重要来源。屋大维（Octavius Thurinus）在重塑罗马政治秩序时，刻意避免直接僭越共和名义。他没有公开自称“最伟大”，也没有立即采用君主头衔，而是选择象征性的“公民冠”（Corona Civica，原为拯救罗马公民者所受之荣誉）与带有宗教神圣性的尊称“奥古斯都”（Augustus，意为神圣、受尊崇）。这种语言与象征策略，目的在于维持罗马制度表面的连续性，并使新的权力安排获得历史记忆上的正当性。即使在共和向帝制转化的关键时刻，政治权力仍须借助传统名义来取得承认。

相较之下，特朗普公开将自己置于华盛顿、林肯等奠基者之上，反映出他对美国政治传统与历史记忆的处理更为轻率。真正的“伟大”往往伴随克制、责任与对前人的敬意。华盛顿的“伟大”在于他能于权力巅峰自愿退下，林肯的“伟大”在于他能在国家危亡时承担沉重代价。将自身凌驾于所有先贤之上，也许能博得一时喝采，却难以获得历史的真正承认。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国家，必然懂得尊重开创者、珍惜制度根基，并在喧嚣之外保持对历史与秩序的敬畏。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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