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博士

2026年8月14至16日，笔者有幸携本所部分研究员、香港及在华马来西亚青年代表一同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李健聪组织的“这Young说政事”青年领袖营，与马来西亚华人青年共同生活。该领袖营的本意是训练大马青年制定政策的能力、思考的深度，同时也希望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于是特别邀请了部分香港成员参与其中。笔者作为受邀讲者，介绍了香港青年的就业数据、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香港第一次五年规划、北部都会区等，以及包括国际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国际创科中心、国际调解之都在内的定位。

看见从“陌生”到“具体”的大马

在到达大马的前夕（8月11日），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正式揭牌，港马官方层面的互动达到新高度。然而，正如我们在该领袖营中所观察到的，官民的热度存在明显温差。因此我们当然庆幸能够听到，科技、创新及科学部长拿督郑立慷与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等人的真诚分享，但我们也同样珍惜华人青年代表们对香港的评价——无论它们是否精确。

此行中有一位长期从事“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的香港青年随团。他坦言自己虽经常处理涉及东南亚的项目，却从未真正踏足大马，“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他便抱着“补课”的心态参与其中。抵马后，在离开机场的车上，某电台主持人正在用口音奇特的粤语大谈时事，并且被其他主持人及观众朋友鼓励“练好广东话”，路上的人们也普遍操中英文及马来文，这让他倍感亲切。而真正让马来西亚“具体起来”的，是他与当地华人学生讨论教育政策的时刻。

“土著优先”措施带来结构性不公

本所马来西亚华人代表萧乙恒先前撰写过一篇科普文章——《从《阿嬷的情书》看南洋华人的“华文教育保卫战”》，该文阐明本地教育并非单纯的语言传承，其背后涉及本地华人在《1961年教育法令》等政策夹缝中抗争与坚守的血泪史。在此基础上，我们一同听到许多本地青年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困境：自嘲当地教育内容过于简单，及格线仅设定在40、50分，而必修的道德教育科目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无法产生应有的作用。他们也会指出优质的教育资源客观上依然向马来人倾斜，华文独立中学的毕业生在升学与就业上仍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有关不公的情况才超越了文字，引起香港代表们更多的关注。

结构性的不公自然不是无源之水，领袖营中就有学者详细介绍这种结构性矛盾。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注：5月13日吉隆坡爆发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大规模种族流血冲突，官方公布死亡人数逾百人）后，大马在1971年迎来社会改造计划——新经济政策。其名义目标，是“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平衡种族的经济差距，也确实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社会稳定。然而，其本质是透过一系列“土著优先”措施来实现财富重新分配。在教育领域，新经济政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学学位固打制——公立大学的录取名额按种族比例分配，优秀华人面临隐形的名额天花板；而在经济与就业层，政府工程优先由马来人公司承建，各行业证照审批向土著倾斜，当地部分华人因而参与运动，力求改善自身处境。

嘉宾及本地青年还提及，涉及种族的冲突在大马时有发生。不久前的7月29日，巴生皇城市政厅执法人员及志愿者称有邻居举报该狗曾咬伤或惊吓小孩后前往抓捕流浪狗，印裔狗主却表示被捕的狗只Rocky实为家养宠物，指控执法人员用铁棒殴打、粗暴勒颈拖拽导致狗只当场死亡。由于该事件引发了非穆斯林社区及动物保护人士的强烈愤慨，后续升级为种族冲突。而当香港朋友亲耳听到这些事件，围绕这些事件对照自身在港的处境后，大马对他们来说才真的是一个拥有复杂历史脉络、种族矛盾的具体国度。

香港为何要读懂大马的社会民情？

当然，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结构，并不意味着港马合作必须以完全掌握对方脉络为前提。事实上，即使在对当地历史认识有限的情况下，双方在经贸、基建、数码经济等领域早已展开大量务实且卓有成效的合作，香港的金融专业、物流管理与马来西亚的资源禀赋、市场潜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补空间，许多商业项目无需深究历史细节便可顺利推进。

然而，随着合作范畴从单纯的投资贸易，逐渐延伸至人才培训、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甚至社会治理等更深层次的领域，港马的民间也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互信。若对对方的族群、政策、习俗缺乏基本认知，容易产生误判。反之，当港人愿意主动了解大马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也提供更多渠道让马来西亚的民众了解香港时，双方才正式从贸易升华为对等交流。

我们绝不可能通过短短几天就深入了解大马，尤其考虑到我们与本地非华人产生过的对话屈指可数。我们还记得，很多嘉宾都提及马来西亚的“绿色浪潮”，在本地这是无需赘述的名词，我们却只能边听边在社交平台向现场的或自己熟悉的马来西亚人虚心求教，后续也察觉到他们给出的定义不尽相同。笔者也是当场阅读了同为嘉宾的马来西亚时事评论作者黄进发的文章，才大概了解绿潮是2018年马来西亚正值巫统下台后本地不安能量的爆发，是两线制（指两个主要政党或政党联盟，通过选举竞争并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从“两大多元族群联盟趋中竞争”变调成“多元族群联盟与单元族群联盟恶性竞争”的结果。从“陌生”到“具体”的认知转变过程很漫长，但前往对方国家与当地人沟通无疑是关键的一步。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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