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博士、郭祺

2026年8月14至16日，笔者有幸携本所部分研究员、香港及在华马来西亚青年代表一同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李健聪组织的“这Young说政事”青年领袖营，与马来西亚华人青年共同生活。该领袖营的本意是训练大马青年制定政策的能力、思考的深度，同时也希望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于是特别邀请了部分香港成员参与其中。笔者作为受邀讲者，介绍了香港青年的就业数据、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香港首次五年规划、北部都会区等，以及包括国际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国际创科中心、国际调解之都在内的定位。在到达大马的前夕（8月11日），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正式揭牌，港马官方层面的互动达到新高度，本所亦有幸向马来西亚的科技、创新及科学部长拿督郑立慷提问与交流。

港马创科政策共通的难处

郑立慷部长所分享的内容，让在场的香港参与者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深感香港正面临着几乎相同的困境。郑部长指出大马在推动首颗自制遥感卫星时遭遇了来自民间的普遍质疑与冷嘲热讽，评价“阻碍科技发展的最大问题并非人才，而是社会心态”。类似地，香港本地也有“做不到（创科）”的悲观评价，结合长期以来的“量入为出”守成财经观念，使得香港的创科政策面临巨大阻力。

具体来说，香港正全力发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等前沿创科，社会上却有质疑香港因为缺乏工业基础及寸土寸金，所以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等声音。部分市民倾向于将创科投入视为让赤字雪上加霜的错误政策，认为太空科技“烧钱”甚至“骗钱”，忽视政府设立创科主轴对高端就业的拉动作用，本所的航空航天科普文章下的留言亦有类似的评价。实际上，香港本地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理工大学的团队更深度参与了国家月球与火星的载荷研发——这本应是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然而，若民间始终无法形成支持创科的共识，本地培育的顶尖人才将因缺乏产业生态而被迫流失海外或转行，放大青年失业与产业结构单一的弊端。

郑部长的分享反映，若无法及时扭转社会心态与认知偏差，香港在前沿创科领域将面临与马来西亚相近的三类阵痛：一是产业主轴缺失导致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二是技术演进周期与区域竞争双重挤压下的失速风险——大马卫星延至2028年上天时，其价值恐已被低轨卫星星座（如Starlink、千帆星座）摊薄；三是政府施政公信力与民间期待的持续脱节，当政策被贴上“空中楼阁”标签时，社会冷感最终将侵蚀对政府长期经济规划能力的信任。如何提振民间的信心，深入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甚至寻常百姓家去进行巡讲，不断凸显本地航天工程师的实际成果，是香港需要思考及努力的方向。

在郭祺看来，港马在太空经济政策层面最大的差别在于香港更重视人才、国际标准、中介等，大马则更侧重于争取民众的支持。他指出，郑部长为了让国民支持太空经济，为国民算了经济帐，包括2035年全球航天产业将达1.8兆美元，大马每年必须花逾2,000万令吉购买外国卫星图像等，让国民明白若不发展太空经济便永远只能充当“消费者”。郑部长也不忘指出土耳其航太企业在赛城聘请逾百名大马工程师设计航电系统，以证明本地人才绝非劣势；他还强调大马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34位、半导体出口八年间从1,060亿令吉增至3,870亿令吉等，反复举证大马也能在太空经济上分一杯羹，试图将其从“奢侈的科学游戏”转译为“务实的产业战略”，并通过外部认可（土耳其工程师、国际排名）来填补内部的信心缺口，在宣传方面的成果可圈可点。

三场竞赛挤压大马航天计划

然而，关于大马何时可以拥有首颗国产遥感卫星，官方口径已从原定的2026年悄然推迟至2028年。延期的原因非常刺耳：招标时没有一家公司满足全部技术要求，反映大马航天政策框架的完整性（2030年国家太空政策提出航天对GDP贡献1%）与产业链的真实承接能力之间存在著结构性的断层。从2025年初仍称“2026年或最迟2027年”，一个月后在国会便确认改为2028年，背后其实隐藏著三场不同维度的竞赛，它们共同挤压著大马的航天计划。

第一场是与印尼的赤道发射站之争。全球拥有火箭发射基地的国家方才达到十个，而赤道位置能节省燃料两至三成，这是大马和印尼都无法放弃的战略筹码。大马的优势在于地质稳定与半导体产业基础，印尼则以更大的国内市场和NEO-1卫星（计划2027年发射）的先行步伐施压。这场竞赛的裁判其实不是国民信心，而是投资者与潜在客户等。

第二场是与低轨星座时代的竞赛。SpaceX的星链已在大马商用，中国的千帆星座也与MEASAT签署了涵盖低轨宽频、手机直连、卫星物联网的合作备忘录。这让大马的位置变得尴尬。作为东南亚市场，它已被各大星座“抢了用户”；作为未来的发射枢纽，它又想“服务星座”。但问题在于，当大马的国产遥感卫星最终于2028年上天时，低轨星座很可能已经将单颗遥感卫星的市场价值大幅摊薄。部长对外算的经济帐能否撑到那一天，暂时还是一个悬念。

第三场是与社会共识的竞赛。郑部长两年来的巡讲足迹遍及全国科学周、MOSTI论坛、TECH Talks，有意走遍各大专院校，预计2026年全国科学周吸引115万人参与。他反复驳斥的是“我们（科技）不行”的自我否定心态；他反复引用的，是全球创新指数、土耳其工程师、半导体数据等。这套“信心重建工程”的深层逻辑是假若国民不相信自己做得到，那么再好的政策也无法启动。这非常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巡讲的场次或参与人数固然重要。但是，若2028年那颗卫星若不能如期升空的话，恐怕会前功尽弃、信心清零。

香港其实不在这三场竞赛的任何一场之中，它走的是另一条路。香港不定义发射站，而是定义规则；不制造火箭，而是成为中介。香港的低轨卫星牌照简化研究已完成，本地自研卫星“香港青年科创号”已成功入轨。参考本所先前的文章，从政策、制度到科研，香港的太空经济布局其实相对完整，只是在民间层面面临一定的信心考验，亟需加强科普及宣传工作。在该语境下，大马的经验确实值得香港借鉴，也可以是说好港马合作故事的一环。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教育总监；作者郭祺是思哲研究所创科领域青年研究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