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维港的风吹过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那巨大的建筑伫立在海旁，像一个昂贵而沉默的纪念碑。近日，M+为会员组织了一场“麻雀体验”，一桌四人价介乎1,800至2,300元，美其名曰“视觉文化”。这则新闻让我突然意识到，这座由纳税人巨资兴建的博物馆，如今正在以一种微妙而彻底的方式，完成它从公共文化机构到私人俱乐部的蜕变。

麻雀沦为身份认同的标记？

先说那场麻雀体验。麻雀本身当然可以是视觉文化的绝佳载体——144张牌，万、筒、索、风、箭，背后蕴含着易经的阴阳变化、天干地支的时空观念，乃至中国人对命运与机遇的哲学思考。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牌桌上那些手指的动作、眼神的交汇、筹码的流转，无一不是丰富的视觉与文化文本。再往深处看，麻雀的牌面设计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设计史：从民国时期的竹骨雕刻，到战后塑胶牌的大量生产，再到今天数码化的麻雀游戏，每一副麻雀牌都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工艺美学与社会变迁。

但M+把它做成了一场会员专属的高端社交活动，1,800元的门槛，无敌海景的会所，这与其说是探讨视觉文化，不如说是在豪宅会所里办了一场精致的“文化下午茶”。麻雀沦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的消费，一种身份认同的标记，而真正的研究与普及，则被搁置一旁。

M+到底是谁的M+？

从产权上说，M+是彻头彻尾的公共资产。政府出资兴建，从建筑到运营，每一分钱都来自香港市民的税款。在美国或日本，许多博物馆由企业或私人基金会全资拥有，它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私人俱乐部，自有其道理——因为那是私人资本的选择。但M+不同，它是公共财政的产物，理应服务于公众，理应以香港本土的视觉文化为本位，理应成为提升市民文化素养的公共空间。

然而现实是，M+的策展方向被两个不懂中文和没有亚洲文化研究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和一个当代艺术韩国策展人牢牢控制，香港和全方位文化的格局在决策层中几乎缺席。这不是种族或国籍的问题，而是文化本位与学术定位的问题。一个以香港视觉文化为使命的博物馆，其核心策展团队竟然缺乏对香港语言、亚洲历史与文化脉络的深入理解，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

M+策展与香港有何关联？

更荒谬的是其展览策略。M+大量购入与香港毫无关联的西方模式当代艺术品，甚至斥巨资购置一个日本寿司吧——这与香港视觉文化有何关系？如果说这是“亚洲视觉文化”，那么请问：什么是亚洲视觉文化？

是香港的功夫电影吗？从李小龙到成龙，从《唐山大兄》到《卧虎藏龙》，香港功夫电影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视觉语言——招式、剪接、音效、身体的极限美学——影响了全球电影工业，从荷里活到宝莱坞无不受其启发。这是亚洲视觉文化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一支，M+做了什么？

是王家卫的电影吗？《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旗袍与走廊的灯光，《重庆森林》里金城武的罐头与重庆大厦的迷宫，这些影像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美学的经典文本。王家卫以香港为舞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都市视觉诗学，影响了无数后来的电影人。M+做了什么？

是杨德昌的电影吗？杨德昌与香港渊源深厚，他的《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都是亚洲电影史上的标杆之作。几年前台湾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引起巨大回响。这样一位与香港关系密切、在亚洲电影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回顾展为何不能落地香港？一个杨德昌回顾展，必然吸引大量观众，也让大家认识到香港与台湾电影之间深厚的关系脉络。但M+没有做，为什么？

是香港的实验水墨吗？吕寿琨、王无邪、梁巨廷、靳棣强等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在香港这片中西交汇的土地上，将传统水墨与现代抽象结合，开创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是香港贡献给世界艺术史的重要遗产，是真正的“香港本位”视觉文化。M+做了什么？

是香港的霓虹光管吗？那些曾经照亮弥敦道、西洋菜街、骆克道的霓虹招牌，是香港城市视觉身份的核心元素。从工艺技术到字体设计，从城市夜景到流行文化，霓虹灯是香港独一无二的视觉文化遗产。当这些霓虹招牌一盏一盏被拆除，M+作为视觉文化博物馆，只买了几个测试了的霓虹招牌，像死尸一样存放在一个空间，既没有把它活化也没有组织起一个具规模的霓虹光管展览。

是亚洲的竹文化吗？从建筑到工艺，从日本茶道到中国园林，竹在亚洲视觉文化中无处不在，它既是材料也是符号，既是实用也是精神。一个真正研究亚洲视觉文化的机构，怎会对此视而不见？

是日本AV文化吗？这当然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题材，但正因为它争议，正因为它在亚洲乃至全球的视觉消费中占据了如此巨大的份额，它才更应该被严肃地研究。AV产业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视觉语言、身体政治、性别叙事与消费模式，它对亚洲年轻一代的视觉经验影响深远。你可以批判它，但不能无视它。一个真正研究视觉文化的机构，应该有勇气面对这些“低俗”但真实的文化现象，而不是躲在“当代艺术”的安全区里自我陶醉。

是亚洲的设计吗？从日本的平面设计到香港的招牌字体，从中国的书籍设计到韩国的产品美学，亚洲设计在半个世纪里走过了从模仿到原创的历程，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视觉语言与思维方式。这是活生生的视觉文化，是每天与亿万人相遇的视觉文化。

然而在M+的展厅里，这些真正影响亚洲大众视觉经验的文化产物几乎看不到踪影。相反，那些在伦敦、纽约画廊里流通的西方当代艺术，却被堂而皇之地包装成“亚洲视觉文化”的代表。这不是学术定位，这是文化殖民。

患上“国际化焦虑症”的M+

M+似乎患上了一种“国际化焦虑症”。它急于证明自己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馆，于是拼命购买那些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有名有姓的作品，拼命举办那些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类似的展览。但它忘记了，一座伟大的博物馆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多么像别的大博物馆，而在于它多么不可替代。M+本应成为香港视觉文化的守护者与阐释者，如今却变成了一个二流的西方当代艺术陈列室，一个缺乏本土根脉的文化浮萍。

韩国艺术家一个接一个地在M+登场，策展人当然可以辩解说这是“亚洲视野”，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与决策层中韩国策展人的主导地位脱不了关系。问题不在于韩国艺术本身——韩国艺术当然有其价值，问题在于：为什么香港的公共资源要用来系统性地推广韩国文化，而香港自身的文化遗产却被冷落一旁？如果M+是韩国政府出资的机构，这样做无可厚非；但M+是香港市民的税款支撑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有学术基础、有社会影响力的考量、有明确的公共性目的。顶尖的博物馆都应该做到这一点——用公共资源服务公共利益，而非服务于少数策展人的个人偏好。

财务问题更是令人忧心。M+每年的运营成本极高，每个展览动辄花费巨额资金，但产出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效益却难以匹配其投入。它变成了一个财务黑洞，不断吞噬公共资源，却未能交出令人信服的成绩单。展览的粗疏之处，专业人士一眼便能看出，但在香港这个对当代艺术缺乏深度认识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往往被“国际化”的光环所遮蔽。

说到底，M+的困境折射出西方当代艺术本身所面临的深层危机。当代艺术原本是对艺术商品化的反叛，是对传统美学标准的挑战。但讽刺的是，它最终被资本收编，变成了一种更加极端的商品——一条鲨鱼标本、一条香蕉，一台碎纸机、一个政治姿态，都可以成为天价的收藏品。当代艺术失去了它最初的批判性与颠覆性，变成了一种话题制造机，一种社交货币，一种阶级区隔的工具。M+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文化会所，用会员制、高端活动和无敌海景，建构起一道无形的阶级围墙。

M+的策展方向，说得客气一点是“拿来主义”—— 西方当代艺术连锁店的其中一个站伦敦“Tate Modern”做什么？香港M+便一定要跟，买入现成的展品、引入西方当代艺术的标准配置；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缺乏基本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深度。一个没有研究能力的博物馆，一个不生产知识、只消费知识的博物馆，有什么资格被称为“顶尖”？

文化旗舰应是香港文化自信的象征

香港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旗舰？答案其实很简单：一个真正以香港为本位、服务于香港市民、扎根于香港文化土壤的公共机构。它应该有能力做出杨德昌回顾展，有能力梳理香港功夫电影的视觉美学，有能力记录霓虹灯的消逝，有能力研究实验水墨的历史意义，有能力探讨AV文化的视觉政治。它应该与启德体育园形成互补，一个服务于身体，一个服务于心灵；它应该让每一个走进来的市民都能找到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文化共鸣，而不是在一头雾水中感到被排斥；它应该成为香港文化自信的象征，而不是西方文化再殖民的前哨站。

这需要改革，而改革需要决心。政府必须重新审视西九文化区的定位与治理结构，打破少数人对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引入真正的公众参与与学术问责。M+的麻雀俱乐部事件只是一个小小的切口，它所暴露的，是一个公共文化机构在方向上、治理上、财务上的系统性失灵。

维港的风继续吹，M+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那灯光照亮的，究竟是一个公共文化的灯塔，还是一个私人会所的霓虹？答案，或许就在下一次会员活动的邀请函上。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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