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冯志豪

香港近年推行社区客厅，原意很清楚，就是在㓥房密集的地区腾出一些共享空间，让住户有地方煮食、温习、洗衣，也让家庭生活不必长期困在几十呎之内。这项安排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推开，靠的是一种相当少见的动员方式。政府牵头，商界提供场地或其他支援，关爱基金出资，再由非政府机构负责日常营运。起步阶段看，这套做法的确有效，也回应了不少基层家庭最迫切的生活需要。

社区客厅可持续问题仍待优化

当社区客厅如果由试行走向常态，问题也开始慢慢浮现。场地租用未必长久，资助总有期限，前线机构的人手与行政负担亦未必跟得上服务扩张的速度。最初那种靠各方善意撑起来的合作，若没有更稳定的安排，很容易在几年后露出疲态。社区客厅若只停留在短期项目，很难真正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它要走得远，始终要处理营运稳定、责任分配和资源衔接这些较闷、但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放在这个脉络下看，香港其实可以参考其他地方如何把社区服务做得较有连续性。内地一些城市长年发展党群服务中心和街道社工站，当中的政治背景与香港很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不过若只看资源整合和日常协作的层面，仍有值得观察之处。它们的做法通常不是由单一部门各自处理，而是把不同服务和不同单位尽量放到同一个社区空间里，让居民在一个地方就能接触到较完整的支援。企业参与亦不只是一次性的捐助，往往会和地区服务形成较固定的关系。这种安排未必适合原封不动移植到香港，但至少提醒我们，社区服务要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建立更稳定的合作关系。

回头看香港目前的社区客厅，商界大多仍停留在提供场地、装修或资金的角色。这当然重要，但若合作只到这一步，日后真正承受压力的，往往仍是营运机构和前线社工。长远而言，更值得思考的不是企业还可以捐多少，而是它们可否以较稳定、较贴近自身能力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一些公司本身有资讯科技、会计、法律或管理方面的人才，未必一定要用大型活动的方式介入，也可以是较低调但持续的支援，协助机构改善系统、整理流程，甚至为区内青年提供一些实际的职场接触。这样的参与未必抢眼，但比起一次过的捐款，也许更能留下有意义的痕迹。

不过，单靠个别机构自己四处撮合，始终很难把这些合作做得稳。香港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可以让几方坐下来长期协调的安排。这个安排未必要很铺张，也不必动辄升格为甚么宏大架构，但至少应有固定的对话机制，让政府、营运机构、商界和熟悉地区情况的人可以定期检视实际问题。例如某些社区客厅使用率很高，但人手明显不足，有些地方则是活动不少，却未必真正切合居民需要。这些问题若只靠年终报告，很难看得清。相反，若有稳定的平台让经验回馈，政策才有机会慢慢修正，而不是每次都等到问题累积到难以处理才补救。

不能只有服务也要有居民参与

谈跨界协作，如果只停留在政府、商界和机构之间，其实仍然不够。社区客厅每天面对的，不是抽象的受助者，而是一群有自己生活节奏、有不同需要、也有不同难处的居民。若把他们只视为服务对象，整个空间很容易变成一种安排妥当的照顾关系。表面上运作顺畅，但居民始终只是来使用，而不是一起把这个地方撑起来。

这正是过往不少社会服务容易忽略的地方。资助机构、制定政策的人、负责执行的人都各有角色和因此角色而来的看法，但真正每天进出空间的人，却未必有多少机会说明自己想怎样用这个地方。久而久之，社区客厅就可能变得很有效率，却未必真是居民愿意久留、愿意投入的地方。若希望它不只是补生活上的不足，而能慢慢长出社区关系，居民便不能永远只处于被安排的位置。

所谓让居民参与，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代表制度。很多时候，可能只是让街坊有机会参与讨论空间规则，决定活动时间，提出哪些设施最常用，甚至分享自己的一点技能。有人懂缝补，有人懂基本电脑，有人熟悉照顾小朋友，这些都可能成为社区内部互相支持的一部分。这种参与未必会立即写进漂亮的成效数字，但对一个地方能否真正变得有人情味，其实很重要。人肯留下，不只是因为冷气够凉、桌椅够新，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里不是外人。

当然，谈居民参与很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基层家庭本来已经疲于奔命，工时长，住得挤迫，照顾压力又大，不是每个人都有余裕主动投入。所以参与不能变成另一种要求，更不能变成道德负担。较可行的做法，反而是从很小的空间开始，让信任慢慢累积。先让居民感到这里安全，觉得自己的意见不会被敷衍，之后才可能谈到更多共同承担。社区关系很多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慢慢处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延续

现实一点说，社区客厅的未来始终绕不开资源问题。商界近年愿意参与，固然值得肯定，但企业的公益投入从来都会受经济环境影响。市道好的时候，支援较多，大家也较愿意谈社会责任。市况转差，很多原本看似稳定的资助都可能重新计算。若一项与基层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太依赖这种波动性较高的资源，风险始终存在。

所以，问题不只在于如何争取更多资助，更在于怎样让合作关系延续下去。对企业而言，参与的价值也不一定只在于外界如何评价，而在于是否能与地区建立较稳定的联系，让员工看到参与的意义，也让合作项目本身具备清晰而可靠的运作基础。若企业能由个别项目的支持，逐步走向较持续的参与，合作基础往往会更稳固。举例说，若有公司长期协助社区客厅改善数码系统，或持续安排员工参与一些规模不大但相对稳定的服务计划，这类合作未必特别张扬，却较有机会慢慢沉淀为长久关系。

对执行的机构而言，除了推展服务本身，还需投入不少时间处理资源申请、计划撰写和行政工作。若主要依靠短期项目推动，机构未必容易作出长线规划，也较难把心力持续放在社区经营上。若希望社区客厅进一步发挥作用，政策上或可提供更多稳定发展空间，让机构培养人手、累积经验，并与居民建立更持久的关系。

真正要打通的是现实和政策

香港过去的公共行政一向讲求分工清楚：房屋有房屋的系统、福利有福利的系统、民政事务亦有其一套做法。这种安排自有其好处，至少责任较为明确，行政运作也相对稳定。不过，社区客厅虽然属劳福局范畴，所面对的问题却往往横跨不同政策领域。它表面上回应的是居住空间不足的处境，背后牵涉的却不只是㓥房或上楼安排，还包括家庭关系、儿童照顾、就业节奏、学习支援，以至地区网络的连结。若仍以旧有方式把这些问题分拆处理，结果往往是每一部分都有人负责，整体需要却未必有人真正承接。

因此，所谓跨部门，未必是要大幅重组架构，而是要建立更清楚而稳定的协作机制。由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并让房屋、地区民政及其他相关部门有固定参与，再配合地区层面的对接安排，较有机会避免各自为政。毕竟，居民最关心的未必是哪个部门负责哪一部分，而是孩子放学后有没有地方坐，夜班家长能否安心使用洗衣设施，长者走进来时会否觉得容易融入。这些都不是单靠文件分类便能回应的问题，而是需要不同部门围围绕同一个社区场景协作。

若把视野稍为放阔，也会看到内地近年一些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社工站的做法，某程度上正是朝着“把分散服务带回社区之中”的方向发展。当中值得留意的，不一定是其制度名称或组织形式，而是它们普遍较重视空间复合使用、资源整合下沉，以及在同一社区场景中回应居民日常需要。对香港而言，未必需要照搬内地模式，但这种尽量把服务、协调和居民接触放在同一现场的思路，至少提醒我们：社区客厅若要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未必只在于增加一项设施，而在于能否把不同支持更自然地带进居民生活之中。

不过，真正要打通的，或许还不只是部门之间的界线，也是政策与在地经验之间的距离。这方面，香港的非政府机构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们长年接触基层住户，较清楚哪些安排在文件上看来合理，落到社区却未必行得通，也较容易听到居民未必会在正式场合说出的感受。这些来自现场的观察，正是政策调整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问题在于，这些经验能否有效进入制度设计，往往取决于前线是否有足够空间把注意力放回服务本身。

公共资源的运用固然需要交代，服务成效也需要评估；但若行政要求过于细密而重复，前线便难免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文书与程序，真正用来思考服务、经营关系和回应社区的空间反而被压缩。因此，更值得讨论的，也许不是再提出多少新概念，而是怎样在问责与信任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若希望社区客厅发挥更长远的作用，政府或可考虑简化部分重复程序、适度拉长资助与检讨周期，并在量化指标以外纳入前线观察与居民经验。这并不是减少交代，而是令交代更贴近服务实况，把焦点放回居民是否真正受惠。社区工作很多时需要时间，其成效未必能即时量化；若制度能为这种需要时间累积的工作预留空间，前线的专业与在地经验才更有机会真正发挥。

社区客厅要融入居民日常才有价值

走到今天，社区客厅若只被视为一项过渡性的扶贫措施，它的意义或许就说得太窄了。它所回应的，固然与基层住户的居住处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挤迫的城市生活之中，为家庭留下一个可以稍作喘息的地方。孩子有地方做功课，父母有片刻松动，家人之间不必整天困在同一个狭小空间之内，这些看似细微，对日常生活却有实际分量。

也正因如此，社区客厅的价值未必只在于补上眼前的住屋缺口。即使将来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城市里仍需要一些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支援点，让人可以停留，也让服务可以更自然地进入社区。若把视野稍为放阔，内地近年一些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社工站的做法，值得留意的未必是其制度名称，而是它们如何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重新带回社区之中。香港未必需要照搬有关模式，但这种思路本身，仍有参考价值。

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未必只是“社区客厅”这个名称，而是这种把空间、服务和居民生活重新连接起来的做法。若香港未来能在不同社区逐步建立起更稳定的支援据点，社区客厅所留下的，便不只是一时的补位，而是一种更常态、也更贴近生活的社区支持。

作者冯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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