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社区饭堂不只提供一顿热饭　更是基层社区的“前哨站”

撰文：冯志豪

出版：2026-09-20 10:00更新：2026-09-20 10:00

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及《2026年施政报告》，在基层民生保障与照顾者支援方面，提出试行并深化“社区照顾者饭堂”及社区共融餐饮模式。这项措施表面看来只是民生配套中的一个小切口，未必如跨境养老或生育政策般受瞩目，但若从社区治理与民生角度来看，它其实触及不少基层家庭最贴身、最现实的生活压力。

由救急走向连结的社区饭堂

一顿饭对不同人来说，意义从来不一样。对一般家庭而言，那可能只是日常开支的一部分；但对照顾者、独居长者、㓥房住户，甚至长期处于家庭压力下的人来说，一顿能够安稳吃到的热饭，往往不只是解决饥饿，而是稍为喘一口气，是暂时离开困局，也是重新与社区建立连系的一个机会。因此，政府推动社区饭堂，不宜只理解为传统服务的延伸，更应视为社区支援网络的一部分。这项措施未来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派出多少饭餐，而在于这个空间能否承载更深一层的社会功能。

在香港福利发展历程中，廉价热食、派饭、食物银行并不是新事物。无论是民间惜食团体，还是由社福机构支撑的基层食堂，长期都在填补制度未能及时回应的生活需要。不过，过往不少做法主要集中于即时纾困，重点在于让有需要的人先吃得饱，属于较典型的救济式介入。这类服务固然有其必要，但亦容易停留在一次性支援，受助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往往只是单向关系。吃完一餐，问题未必真正缓解，人与社区之间的距离也未必因此拉近。

今次政府将社区饭堂纳入新的社区治理框架，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多了一项民生措施，而是它有机会把原本偏向救急的服务，逐步转化为社区治理的一个接触点。尤其对住在狭小单位、欠缺煮食条件的基层住户来说，饭堂不只是吃饭的地方，也是一个较少压迫感、较容易停留和接触他人的公共空间。对照顾者而言，这样的安排尤其实际。很多长期照顾家人的市民，消耗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体力和情绪；能够不必每天为买𩠌、煮饭和清理张罗，本身已是一种很具体的纾缓。

饭堂成为社区前哨站

若从社区工作的角度看，社区饭堂的价值也不止于供餐。它更重要的意义，也许是把一些原本隐蔽的人重新带回社区之中。很多高风险个案未必会主动到社署或家庭服务中心求助，但他们有可能愿意到饭堂食饭。

当一位平时经常出现的长者连续几日没有露面，当一名照顾者突然神色疲惫、情绪明显低落，这些细碎而微弱的讯号，在正式制度中未必即时看得到，但在熟悉街坊情况的前线工作人员眼中，却往往较容易察觉。从这个角度说，社区饭堂其实可以成为基层社区的一个前哨站，让服务不必等到危机爆发才介入。

内地社区助餐经验

这一点其实也可参考内地近年推动长者助餐服务的做法。国家近年提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明确要求把助餐纳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并强调供餐要稳定、食谱要按长者需要调整，有条件的更可配备营养师，重点不只在于吃得饱，也在于吃得健康、吃得安心。笔者过去在内地考察时，发现他们已逐步形成由养老服务机构、社区食堂、社会餐饮企业和集中配送中心共同参与的助餐体系，并以政府补贴降低餐价，同时容许社区餐厅向其他人群开放，避免饭堂变成高度标签化的封闭空间。这些经验说明，一个运作成熟的社区饭堂，往往不只是福利项目，而是结合助餐、健康促进和社区连结的日常服务。

对香港而言，这种思路尤其值得参考。社区饭堂若只是派饭点，功能始终有限；若能发展成一个相对开放、自然、不过分标签化的社区空间，效果便会很不同。它可以让基层长者不必带着求助身份进门，也让照顾者不需要先承认自己撑不住，才有资格接受服务。人是先来食饭，之后才有可能聊天、建立信任，进而愿意讲出家中的困难。对前线社工来说，这类场景往往比正式会谈室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也更有助于及早掌握隐蔽需要。

从日常用餐走向互助

此外，饭堂也有机会慢慢孕育出较松动但真实的互助网络。很多时候，制度最欠缺的不是单一服务，而是人与人之间愿意互相搭一句嘴、提一句醒、分享一个方法。照顾中风家人的长者，未必第一时间找专业人士，但可能会先向隔壁台的人请教哪里可以买医疗用品、哪种暂托服务较实用。这些互动未必宏大，却正正构成社区最基本的支撑力。当然，这种互助不能取代专业服务，但至少能让很多原本完全孤立的人，先感到自己不是独自承受。

落地仍面对四大关口

不过，理念再好，真正落地时仍有几个问题不能避开。第一是门槛设计。若政府过分强调资格审查，要长者或基层家庭提交过多证明文件，或登记程序过于繁复，最终往往会把最需要的人挡在门外。尤其不少独居长者、隐蔽家庭或能力较弱的照顾者，本身已不擅长处理行政程序。若连食一餐饭也变得麻烦，服务便很难真正发挥兜底作用。相比之下，以地区为本、以低门槛方式提供服务，再配合象征式收费和个别豁免，或许更符合社区安全网的原意。

第二是饭堂与社福系统之间能否对接，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环。若饭堂只是供餐单位，工作人员忙于日常营运，却没有与区内社福单位建立清晰的转介关系，那么即使有人在饭堂被发现有需要，问题也未必会得到跟进。内地一些地方的做法之所以较能持续，正在于助餐服务被放进整个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之中，而不是孤立地经营一个食堂。内地的相关安排便强调街道、养老服务驿站、餐饮企业与配送中心之间的协调，也把服务价格、补贴、食谱、食品安全和营运要求纳入协议与监管之中。这类经验对香港有启发，因为社区饭堂若要成为安全网的一部分，就不能只靠善心，还要有制度连接。

第三是选址与社区接受程度。香港土地紧张，要物色合适场地本已不易。即使找到空间，也可能面对附近居民对人流、卫生和社区形象的忧虑。因此，政府除了可考虑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在非繁忙时段的可用空间，以及社区客厅等用地，亦需要更积极盘活闲置政府物业和过渡性空间，甚至在新发展项目中预留可作社区餐饮用途的地方。

第四是营运可持续性。社区饭堂牵涉的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天天开门、日日供餐的长期承担。租金、水电、设备、人手、食材、牌照要求，样样都是成本。若政府只提供起动资助，其后便要求机构自行寻找资源，饭堂很容易因财政压力而缩减服务，甚至流于形式。内地近年的助餐政策之所以较具可持续性，部分原因在于政府以补贴方式压低长者餐价，同时容许多类型经营主体参与，包括养老机构、社区服务站、社会餐饮企业和集中配送单位，以分担成本和提升覆盖率。香港未必可以照搬，但至少反映出一点：这类服务若要长做，便需要稳定的公共承担，而不宜完全依赖短期项目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