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专栏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近年来最宏大的空间构想，也是一项前瞻性的制度实验。官方论述将其定位为全新经济增长引擎，民间评论则多聚焦收地进度与产业配套。但我们更需要追问：北部都会区的核心命题，究竟是土地与产值层面的技术问题，还是承前启后的制度问题？当视线跳开实体建设的钢筋水泥，转向金融与信用传导的深层逻辑便能看见，香港正经历一场结构性的跨时期调整。

“问北都”系列尝试摆脱单一维度的线性思维，搭建多维分析框架，为北部都会区的动态演化，寻找风险可控的发展路径。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产业本身，而在制度。北部都会区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立足既有的法治与自由市场根基，培育出适配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体系。

瓶颈在产业，还是在金融？

现时舆论谈论北部都会区，大多聚焦土地供应、科创企业引进等实体规划层面。特区政府提出“南金融、北科创”重塑香港空间格局：维港都会区巩固国际金融核心功能，北部都会区承担高质量创新与新经济发展任务，构建一体两翼的纵深发展蓝图。

这套规划落地的关键，在于传统金融体系能否持续、高效地为北部科创产业输送融资活水。空间分工可透过行政规划划定，金融传导机制却必须顺应市场规律，依靠制度创新逐步打通。当下香港面临结构转型挑战：传统依靠物业抵押的信用扩张模式，面对科创产业轻资产的特性，天然存在信贷传导壁垒。伴随资产价格周期调整，传统信贷管道迎来优化压力，而资本市场对于早期轻资产科创企业的支持机制仍有待完善。

金融体系这一阶段性调整，让“南金融赋能北科创”的愿景，在现实推进中承受不小结构张力。这绝非单纯的城市规划议题，而是大环境变化之下，香港资产负债表重组与金融模式革新带来的结构性课题。

双引擎，是替代还是共生？

官方将北部都会区定为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背后是对未来增量空间的战略布局。

落到政策现实，香港并未陷入新旧引擎二元对立的局面，而是处于新旧动力交替的过渡阶段：实体经济仍离不开传统地产信贷的支撑，科创这一新引擎虽全力启动，早期资源却多依赖政策性资金牵引，市场化内生驱动力尚待激发。香港转型的出路，不在于割裂甚至压抑传统增长引擎。长远来看，关键是建立高效的资源转化与风险隔离机制，把香港庞大的资本流动性，转化为扶持科创的科技金融动力，让新引擎逐步实现自我造血、自主运行。

双信封制透露何种启示？

任何宏观政策设计，都要面对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权衡：第一，低成本培育人才与前沿产业；第二，稳定核心区资产价格与金融大局；第三，保障资本自由流动与资产权益。

三大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权重会动态变化。洪水桥／厦村新发展区土地批出尝试的“双信封制”招标，便是特区政府应对多重目标约束的现实政策试点。在“双信封制”之下，土地出让不再简单奉行价高者得的传统地产逻辑，而是将“地价收益”与“产业技术方案”双轨并行评审。

透过这套制度设计，一方面在技术评分环节设立严格的科创生态引入指标，以相对低的综合制度成本培育前沿产业；另一方面价格评估维持合理市场水准，避免土地低价流出冲击维港都会区的传统金融信贷基础。这是难度极高的跨期平衡尝试：在不破坏南金融现有信用底座的前提下发展科创，不对既有金融大盘造成冲击，为北部都会区打造兼顾产值增长与制度预期的政策试验田。

面对客观存在的阶段性落差，洪水桥“双信封”案例说明，行政力量的适度前置介入，核心要落在“确立规则、稳定预期、引导科创金融成型”。新兴产业培育需要三至五年，生物医药等领域更要十年以上周期。在北部都会区完整的产业体系成型之前，这类精细治理考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韧性，亦将重塑城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作者夏建芳是粤港商人，曾任大湾区某地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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