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从大马SPM到“留学香港” 以教育合作解区域人才荒
思哲研究所专栏|岑朗楷
近日笔者跟随思哲研究所一同赴马来西亚交流,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李健聪组织的“这Young说政事”青年领袖营。过程中,大会希望赴会的香港青年都能与大马青年共同探讨一些他们本地的政治议题,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而笔者被分到与大马青年一同探讨他们的考试制度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简称SPM),分析大马青年教育、考试、青年压力与未来出路问题。
SPM考试通过率超过94%
SPM,全称Sijil Pelajaran Malaysia,即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是当地中学阶段最重要的全国性考试之一,通常由中五学生应考。它不是单纯的大学入学试,而是兼具中学教育成果认证、升学门槛、职业教育入口和部分就业资格参考的制度节点。学生能否取得SPM证书,会影响其后续进入Form 6、大学预科、文凭课程、TVET职业教育,乃至部分就业路径的选择以及求职表现。可以说SPM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大马青年的就业,其承载着较重的社会验证功能,对当地大部分青年人生路径有着重大影响,笔者相信这也是本次营会将该议题列为讨论议题之一的原因。
最初吸引笔者注意的,是近年SPM通过率的持续攀升。若以获证资格率观察:2022年约为91.6%,2023年升至93.5%,2024年为94.01%,到 2025年已达94.29%,共有366,435名考生符合获颁SPM证书资格。这一趋势显示,SPM正逐渐呈现出高覆盖率、基础能力认证的特征。因此比起笔者所遇到的“高淘汰率筛选测试”,笔者更倾向将SPM定义为“最低能力验证测试”,这点也得到了营会中的大马青年政策研究者讲师的认同。
从积极角度看,这是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在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它没有在中学阶段过早将大量青年排除在后续升学、职业培训和就业路径之外,而是尽量让更多学生保留继续前进的可能。对一个族群多元、地区差异明显、教育资源分布不完全均衡的国家而言,这种安排有其现实意义。SPM的高通过率,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在普及、认证与分流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线。同时SPM的制度还允许考生对自己不满意的科目进行重考,即便没有通过也还有逾600多所TVET职业教育院校可以选择,保留了多元选择的可能性。
但即使考试通过率较高,大马青年谈起未来时,仍然不乏焦虑。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未来更有信心,而是与其他地方的青年一样对未来较易感到焦虑和有压力。马来西亚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NHMS 2022显示,当地青少年中约26.9%符合抑郁症状标准,女生比例更高,这数据与其他东亚的国家或地区相若。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因于考试制度;青年心理健康受到家庭、社交、疫情后遗、收入预期和就业前景等多重因素影响,不能直接一概而论。但它至少提醒我们:对于未来路径不确定而承受压力,大马青年与我们身边的青年也没有太大不同。
因此,笔者意识到讨论SPM高通过率,或者说其实讨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凭试制度时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考试通过率高低之外,被试者通过考试之后,能否进入有前途的升学、培训和就业路径是最为被关注的。若证书、技能和产业需求之间衔接不足,高通过率带来的包容性优势,就可能在就业市场中被重新考验。
人才培养关乎马来西亚产业升级
这一点在马来西亚当前产业转型背景下尤其重要。安瓦尔政府近年积极推动半导体、数字经济、人工智慧、绿色能源、电动车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希望提升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半导体战略,当地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培养及提升6万名高技能工程与技术人才。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简称 MDEC) 亦指,2025年数字投资预计创造逾31,000个高价值职位,其中AI相关职位超过12,600个。换言之,人才培养关乎到马来西亚产业升级能否真正落地。
值得留意的是,安瓦尔政府并没有把人才培养理解为一项封闭的国内工程。在相关产业战略中,马来西亚一方面强调培养本地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也提出要透过东盟区域合作、政府间合作、国际企业伙伴关系和技术转移来支撑产业升级。这种取向,也为香港等外部教育力量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切入点、合作点。
香港长期拥有较强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英语环境和国际化教育资源,近年特区政府推动“留学香港”品牌,也并不只是单纯增加非本地学生数量,而是试图把香港建设成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区域人才平台。
“留学香港”品牌促进区域合作
根据官方资料,2023/24学年已有约73,700名来自逾100个国家或地区的非本地学生在港修读专上课程;政府资助专上院校非本地学生上限已由20%提至40%,并将于2026/27学年进一步提高至50%;“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亦由最初每年10个,逐步增至2024/25学年的150个。与此同时,香港亦放宽非本地学生实习、兼职及毕业后留港安排,非本地毕业生可透过IANG留港或回港24个月寻找发展机会。这些安排显示,“留学香港”已不只是招生宣传,而正在走向“招生、培养、实习、就业与区域连接”的组合。
结合马来西亚当前的情况,马来西亚需要的是能支撑产业升级的工程、半导体、人工智慧、数据科学、网络安全、绿色经济、医疗护理、会计金融和职业技术人才。香港若能透过高质量课程、科研平台、产业实习、职业资格认证和跨境职业网络,与马来西亚共同培养人才,既可支持相关地区青年回到本地服务产业升级,也可让部分优秀毕业生留港或进入大湾区发展,反过来亦能丰富香港自身在人工智慧、数据科学、网络安全、金融科技、微电子乃至航太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生态。
更进一步,香港若要把“留学香港”从招生品牌进一步发展为区域教育合作平台,或可考虑为不同一带一路国家设计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青年就业压力并不相同,教育合作也不宜只有一套标准范本。这类计划的重点,不只是吸引学生来港读书,而是建立“学习—实习—就业—回流或区域流动”的完整路径。学生可以在香港接受高质量教育和专业训练,通过企业实习接触香港及大湾区产业互联网,毕业后既可选择留港发展,也可回到本国服务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香港的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储备也会在不同的人才培养需求中逐步得到完善和充实,从而有机会跳出本地市场人才需求的限制,打造更有含金量的留学经济。
对香港而言,这也是思考教育经济时值得把握的一点:教育不只是本地升学竞争,也可以是区域合作的基础设施。若香港能以共商、共建和共享的方式参与其中,既是在为自身和区域共同培养下一代人才,也是为“留学香港”品牌注入持续动力。
作者岑朗楷是思哲研究所特约撰稿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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