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专栏｜李冠儒

面对严峻的少子化现象，许多政策制定者焦头烂额。刚刚公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中，持续以“派钱”的方式振兴香港生育率，向每名在港出生且符合资格的首名新生儿发放两万元奖励金，二胎及以后则是每名三万。观察舆情，香港市民普遍质疑，在天价楼市、高昂教育费用与庞大生活压力面前，两、三万港元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香港青年如今不敢生、不想生的问题。特首李家超以“兴建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来形容有关生育政策很有道理，生育确实是个人的重大决定，政府只能“营造环境”而非强迫，但提供冻卵补贴其实是“营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所特意访谈了两位目前接受冻卵补贴的日本女性来分享自己对冻卵补贴的看法。

冻卵补贴是赋权女性自主权

同处东亚、同样面临极度少子化挑战的日本东京都推行了社会性冻卵资助计划，为18至39岁的居住女性提供高达20万日元的采卵与冻卵费用补贴。“相比起提供现金奖励来诱使人口生育，东京透过事前生育力保存，来赋权女性自主权。”一名在知名国际咨询公司的28岁女性分析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政策，因为它尊重了个体生育时间选择，而且20万日元的冻卵补助听起来比较合理，毕竟我不敢想像东京都政府能够覆盖我们的育儿成本。”她还以不屑的口吻表示日本政府反而试图以“不生育税”（即“儿童与育儿支援金”，可参考《思哲研究所｜日本“不生育税”政策的争议与反思》）的方式鼓励大家生育，“远远没有冻卵科学”。

该女性表示，为新生婴儿提供奖励金或者惩罚不生育者，其根本政策逻辑属于传统的消费补贴模式或者额外税收，而东京长年位居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列，从婴幼儿奶粉、托儿服务到幼稚园及补习课堂，乃至于随年龄增长而来的住宅空间扩展需求，抚养一个孩子至成年所需的资源浩大。“现在日元还贬值，还要带孩子补习或者参加兴趣班，即便我在咨询公司收入不低，我都坚决不想要在现在生育，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个人前途。”

不生育税忽略现代女性结构性矛盾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类政策完全忽略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生理黄金期与事业黄金期高度重叠的结构性矛盾。在繁荣、现代化的城市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往往比较高，而职业女性在职场发展与适龄生育之间往往面临残酷的二选一。高压的工作环境、长工时制度以及社会对母职的隐形惩罚，使得大量都市女性被迫将婚姻与生育年龄一再推迟。

香港女性首次怀孕的平均年龄已升至32岁以上，许多人在经济能力达标、主观渴望生育时，却已面临生理生育力下降的残酷现实，需要有更多政策理解现代女性人生规划中的复杂考量。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现金补贴也会导致那些原本就有计划生育的家庭获得额外的福利；对于因经济困难、事业冲刺或缺乏伴侣而犹豫不决的潜在父母而言，过少的补贴又远远不足以促成其改变意愿，容易引起以公共资源奖励已有意愿者的争议。

补贴是为女性购买的生理保险

根据东京都的政策，只要是住在东京的适龄女性，无论未婚还是既婚，在参加指定的政策说明会并于指定医疗机构接受冻卵疗程后，即可获得相应的资金补助。不将生育绑定于必须立刻进入婚姻与家庭，而是承认现代都市女性人生规划的多样性，同时又保留了生育的可能性，因为女性的卵子质量与数量随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是不可逆转的生理规律。

一位25岁的出生于显赫家族的东大毕业生表示即便自己不缺冻卵的资金，但东京都政府的补贴至少提醒了她有这样的选项。“在当代，许多女性并非不想生育，只不过是要求比较高，例如东京有所谓的湾区女性，很多等到三十岁尚未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又处于职务升迁的关键阶段，或者有家族压力，必须要找门当户对的人，大家又不愿意将就。

冻卵补贴，实质上是由政府出资为女性购买一份生理保险与时间买卖权，极大地减轻了女性因生理时钟倒数而产生的焦虑，使她们能够在事业稳定、心理成熟、经济充裕或者真的等到适合的人之际，再安心使用冻卵进行辅助生育。而且，这个政策也提醒了我们其实还有冻卵这样的选项。”在咨询公司的受访者也提及：“愿意选择冻卵的女性，本身就是对未来生育抱有明确期望与责任感的潜在母亲，政府将资金投资于这群人，实质上是在精准维护并锁定高素质的人口生育基数。相比于漫无目的地向所有生育家庭派发小额津贴，资助冻卵的政策更合理。”

社会应有更广泛的冻卵补贴政策讨论

冻卵本应是高昂的自费辅助医疗服务，可政策毕竟要贴合时代的需要，完全可以用公共财政补贴打破医疗门槛，促进了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化与规范化。香港若要在东亚少子化浪潮中寻求突破，不妨多提供一些选项，或者通过大学或者其他涉及女性的政党、智库、NGO代表联合举办活动，让市民多谈谈自己对冻卵补贴的看法。

有关讨论也应该意识到香港允许社会性冻卵，内地不许，背后的考量自然是复杂的，例如开放冻卵可能向社会传递“可以无限期推迟生育”的心理讯号，也或许会担心卵子商业化交易，挑战“先婚后育”的传统秩序等；冻卵也确实并非生育的“万灵丹”，因为高龄取卵不仅对女性身体，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 OHSS存在医疗风险等，所以香港的专家也需要做好有关的科普工作，以及限制商业化交易的法律配套。如今香港社会其实已经有相关讨论，例如社会上有声音强烈要求检讨本地的《人类生殖科技条例》，适度放宽单身女性使用自身卵子受孕的限制，避免“能冻不能用”（注：允许单身女性自费冻卵，但若要解冻使用进行试管婴儿，必须具备“合法异性婚姻”身份）等，但依然有待更多的公众参与，以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

凝聚足够的社会共识后，若政府确认了市民普遍支持推动冻卵补贴，就要推动公私营医疗协作，由医院管理局与私家医院生殖中心合作制定标准化的冻卵临床路径与透明收费标准，透过资助引导市场竞争以降低整体医疗成本。在政策执行层面，当局亦需配套建立生殖健康与生育选择咨询机制，要求申请者在接受资助前参加专业的健康讲座与评估，让女性充分了解冻卵的成功率、医疗风险以及高龄怀孕的客观情况。学界尤其是政策研究界也应该参考台湾地区部分县，以及韩国等外国案例，以便实事求是地探讨推动有关政策时是否只补贴合法夫妻或者说单身女性也行等细节。

只有这样，港府才能在严格医学及舆情监管下，允许单身女性在未来合理合法地使用自身冻卵进行人工受孕，彻底打破传统人口政策对婚姻状态的过度依附。相信有关政策可以在高才政策引进大批外地人才之余，进一步保障本地人的生育率，成为迈向更包容、更尊重本地青年生育意愿的关键一步，把跑道修得更好。

作者李冠儒博士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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