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站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开宗明义要求联合国检讨《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的相关表述，并主张将日本从相关条文的历史框架中移除。此倡议表面上涉及《联合国宪章》文本的修订问题，实质上却触及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基础，以及日本如何看待自身历史定位的重要课题。因此，有关讨论不仅是法律问题，更关乎历史记忆、政治认同与区域安全。

“敌国条款”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部分

要理解此项主张的争议所在，首先必须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制度背景。所谓“敌国条款”，一般是指《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这些条文均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特殊历史环境，其核心目的是在战后秩序重建过程中，确保战败国不再重走侵略扩张的道路。第53条容许区域安全组织在特定情况下对敌国采取措施。第77条涉及原敌国占领地的托管安排。第107条则确认同盟国于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针对“敌国”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三者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

尽管国际形势早已出现重大变化，相关条文至今仍保留于《联合国宪章》之中。从法律实务操作层面而言，这些条文已甚少被引用，但其历史与政治象征意义仍然存在。正因如此，日本要求删除相关表述，便不只是单纯的文字修订，而是对战后历史安排是否仍具正当性的重新提问。

日本认为，二战结束已超过80年，日本早已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因此继续保留相关表述未必符合当代现实。然而，国际社会及曾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则认为，这些条文本身既是战后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成果，也是一段历史记忆的制度化体现，其意义不能仅以现实需要衡量。

事实上，日本今日在国际社会所享有的地位，本来便是建立在接受战后秩序的基础之上。1956年，日本获准加入联合国，意味其正式重返国际社会，而相关前提正是接受《联合国宪章》的整体框架及其基本原则。从《国际法》角度而言，国家一旦加入某项国际制度安排，便意味接受构成该制度的整体规范。因此，日本得以重新获得国际社会信任，本身便与其接受战后秩序密不可分。正因如此，任何涉及修改战后制度安排的倡议，都难以避免引发各国对其历史及政治意涵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围绕“敌国条款”的争议，从来不能脱离日本战后历史认识问题而独立存在。过去数十年，围绕侵略历史、战争责任、历史教育以及战时记忆等议题，日本国内一直存在不同立场与争论。曾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认为，日本对部分历史问题的反省仍不充分。而日本国内部分保守政治力量则主张以不同角度重新评价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早苗提出删除敌国相关表述的倡议，自然容易被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视为超越法律层面的政治讯号，甚至是“军国主义”再度兴起的警讯。

日本安全政策改变影响外界观感

与此同时，日本近年的安全政策变化，亦进一步影响外界对相关问题的观感。高市早苗在联合国演说中强调，日本长期参与联合国事务、维和行动以及国际援助工作，并以和平国家自居，认为“敌国”概念已无法反映当代国际环境。然而，与此同时，日本亦正积极推动安全与防卫政策改革，包括军事能力建设、防卫预算扩张以及防卫装备出口制度松绑等措施。日本认为这是因应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必要调整。曾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则担忧，相关趋势可能改变日本长期以来的安全政策定位。

其中较受关注的，是2026年4月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操作指南。修订之前，日本仅允许出口救援、运输、监视、监测及地雷反制等有限类别装备。修订之后，绝大部分防卫装备均可出口，包括具有较高军事用途的装备系统。高市早苗为政策辩护时表示，接受相关装备的国家必须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使用有关设备。

然而，这亦引发另一层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日本一方面主张《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的历史安排已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又以遵守《联合国宪章》作为武器出口的重要依据时，其政策论述之间是否存在张力，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此外，高市早苗政府亦曾表达调整《不发展核武器三原则》及重新规划国家安全战略的意向，再加上日本军费近年持续增加，使不少亚洲国家更加关注日本未来安全政策的发展方向。

除安全政策之外，高市早苗近年涉台言论亦引起中国高度不满，并加剧中日双方在部分敏感议题上的分歧。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方在相关问题上屡屡发表错误言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求重新检视战后秩序部分内容，更容易与其近年的外交及安全政策变化产生联系，进一步影响外界观感。

绝不能让军国主义残魂再次出现

因此，日本推动删除“敌国”相关表述的问题，不能被视为单纯的法律技术争议。若从历史角度观察，相关条文是战后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进行反思后的制度成果。若从政治角度分析，这涉及日本如何重新定义自身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位置。若从安全角度审视，则与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及各国互信问题密切相关。三者相互交织，使此议题远比字面上的宪章修订更加复杂。

对亚洲各国而言，历史记忆从来不只是过去的问题，而是影响当代政治判断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军事扩张曾对亚洲多国造成深远影响，因此战后建立的制度安排亦承载着维护和平与避免历史重演的功能。即使相关条文在现实操作中的作用已大幅降低，其象征意义仍然具有相当分量。任何涉及修改的倡议，都有必要接受充分而审慎的国际讨论。

归根究柢，日本若希望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以推动相关主张，关键或许不在于删除几条特定条文，而在于如何进一步强化外界对其和平发展承诺的信任。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重建国际形象，根本原因在于其长期奉行和平路线，放弃“军国主义”，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未来若希望重新界定自身在战后秩序中的角色，仍须持续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和平原则、历史反思及区域稳定的承诺。

从这个角度来看，“敌国条款”之争并非单纯关于历史名词是否保留，而是一次围绕战后国际秩序、历史责任与区域安全的深层讨论。如何在尊重历史记忆、回应现实变化与维护地区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才是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尤其亚洲各国更应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再让“军国主义”残魂在日本再次出现。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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