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过一句妙语：英国人撤出殖民地的时候，像极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案主（客户），临走前在屋角暗处塞几颗计时炸弹，等新业主搬进来之后慢慢拆。这个比喻难免引人遐想，港英政府到底埋下了哪几颗计时炸弹？笔者不揣浅陋，借他这把钥匙，尝试打开香港这座老宅的几道暗门，看看里面藏着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最要命的有三颗——租务管制之取消、小贩发牌之停止、中文学校之消灭。这三样东西，与其说是“炸弹”，不如说是“慢性毒药”，不会一夕之间取人性命，却会慢慢渗入五脏六腑，20年之后你才发觉自己走路有点拐。

第一颗：取消租务管制——业主登基，租客流放

香港从前是有租务管制的。1945年香港临时军政府颁布《第十五号统治公告》，1947年制定《业主与租客条例》，1973年整合为《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这些法例的核心精神很简单：租客在租约期内不会被随意加租或扫地出门，租金升幅控制在合理范围。为什么要管制？因为在一个土地供应由政府垄断的市场里，任由业主自由定价、自由收楼，租客——尤其是中小商户和基层住户——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租务管制，不过是对权力失衡的一种矫正，是文明社会给弱者的一根拐杖。

然后英国人在撤离之前，把这根拐杖折断了。1998年撤销租金管制，2004年7月9日全面撤销租住权保障。从此业主可以随心所欲加租，可以在租约期满后收回物业出售图利。有论者形容，取消租务管制之后，连普通住宅也变成了“优秀的收租投资项目”；在加租“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租客置业“前无去路”，社会因此积累了一股不满的能量。

这股能量最终酿成了什么？酿成了地产主义的全面胜利。香港曾经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租务管制的国际大都会。这个“唯一”，不值得骄傲，值得叹息。没有租务管制，意味着业主——尤其是那些持有大量物业的大型发展商——可以不受制约地榨取租金回报。中小型产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无法开花结果：一间小书店、一间独立咖啡店、一个手工作坊，只要业主加租，就只能结业。取而代之的是连锁店、集团商场、地产商旗下的租户。香港的产业结构因此走向单一化——金融、地产、专业服务三分天下，制造业和创意产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

这不是偶然的。租务管制的取消，本质上是把整座城市的经济逻辑交给了地主。地主追求的是租金回报最大化，而不是产业多样性。在一个没有租务保障的市场里，任何需要时间培育、需要空间实验的中小型产业，都注定被租金吞噬。香港的“地产主义”不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英国人在离开之前，选择了拆掉那根支撑多元产业的柱子。

第二颗：停发小贩发牌——基层楼梯，被拆走了

香港的小贩历史很长。战后初期，小贩被视为基层人士赚取生计的方法，也是市民购买日常用品的方便途径。小贩销售不涉及铺位租金和装修，入场门槛极低，为基层人士制造了创业及向上流动的机会。1980年代，很多小贩的生活逐步改善，有些早已入铺做老板。小贩不只是经济活动，它是一条社会阶梯——一个人可以从街边摆卖开始，累积资本，最终开设自己的店铺。这条路，曾经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神话。

但从1970年起，政府不再签发新的流动小贩牌照。持牌小贩的数目从1980年代的约两万名，大幅下降到2014年的约6,300名，且大多年过60岁。政府同时推行自愿交回牌照计划，回购小贩手上的牌照，进一步压缩这个行业的生存空间。流动小贩牌照更是一牌一人，档主离世便意味着一个档口消失。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从此关上了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一道重要门户。在一个没有小贩牌照的社会里，一个失业的基层市民如果想靠自己的双手谋生，他面对的不是机会，而是检控。从前摆卖是一条“杀出血路”的可能；如今这条路已经被堵死。

然而，小贩没有了，管理小贩的衙门却没有消失，反而越养越肥。回归前后，食环署小贩事务队的开支大约在七亿多元的水平。到了2024至2025年度，小贩管理工作的人手编制达到2,441人，整体开支攀升至13.6亿元。与此同时，持牌小贩却从两万人萎缩到不足五千人。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比例，已经彻底倒挂。一年的扫荡行动近10万次，近2,000人的小贩事务队，面对的是约1,500名非法摆卖小贩——这个比例，说是“大炮打蚊”也不为过。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支队伍的“形象工程”。小贩管理主任职系人员穿着白色衬衫、深蓝色长裤，肩章绣有“食物环境卫生署”及“FEHD”字样，徽章和条纹为银色。这身打扮，在街头乍看之下，与警务人员的制服颇为相似。问题在于，小贩事务队并不属于纪律部队——人民日报曾明确指出，类似内地“城管”的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小贩管理队，虽然身穿制服，但不属于纪律部队。他们没有配枪，没有独立的纪律规例，但是纳入纪律部队的薪酬体系，却穿着愈来愈像警察的制服，在街上执行着带有准执法性质的职务。

市民在街头迎面碰到一个人，白色衬衫、肩章、无线电通讯器材，分不清他是警察还是食环——这不是小事，这是社会安全感和制度清晰度的问题。何况，这支队伍近年还添置了1,620套随身摄录机，装备水平向纪律部队看齐，但管理框架和问责机制却停留在一个普通部门的层级。一个穿着像警察、装备像警察、却不受纪律部队规例约束的执法队伍，在街头与市民——尤其是基层市民——发生摩擦时，谁来问责？用什么标准问责？

这一切加起来，说明了什么？说明英国人留下的不仅是一条被拆掉的楼梯，还留了一支不断膨胀的“食环警察”。小贩这条路被堵死了，但堵路的人却越站越多。基层人士失去了自食其力的机会，却要面对一支规模越来越大、形象越来越像纪律部队的执法队伍。这不是管治，这是威慑。而威慑的对象，恰恰是社会上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一群人。

第三颗：排斥中文教学——文化疏离，认同受限

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即宣布英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确立“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政策。1860年，第五任港督罗便臣颁布《教育革新计划》，扶植英文教学，极力贬斥中文教学。1877年，港督轩尼诗进一步提出“政府目前最主要的目标与努力，是要极力推行英语教学”，规定英文为必修科目，中文为选修科目。1895年的《教育补助条例》更规定，不以英文教学的新设学校，皆不能获得政府补助。

这套政策的效果是缓慢而深远的。纯中文学校在经费上不受政府扶持，所有政府中小学都引进英语教学，每天有五个小时用于英文教学，而中文教学时间只是英文教学的一半。到了1980年，87.7%的中学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中文学校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在制度上被消灭。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的精英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英语教育。懂得英语的人，才能进入政府、法律、金融这些高回报的行业；不懂英语的人，被限制在社会的底层。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它是权力的分配机制。英国人通过语言教育，制造了一个以英语能力为核心的阶层分化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文不是“不够用”，而是被系统性地贬低为“地方语言”，英文才是“官方语言”。

更深层的影响是文化上的。当中文学校被消灭，当中文教育被边缘化，香港的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是浅薄的、工具化的。有评论指出，中文变成“工具学科”，学生失去了对中文文化价值和伦理的思考。回归之后，香港人在主权上认同了中国，但在文化上，对“文化中国”的认同始终没有完成。这种文化上的疏离，不是回归之后才出现的，它的种子在殖民教育政策中早已埋下。英国人离开之前，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一个文化上与中国若即若离的香港，交还给了中国。

三颗炸弹，一个逻辑

租务管制取消，权力归于业主；小贩发牌停止，权力归于大财团；中文学校消灭，权力归于英语精英。英国人没有留下混乱，他们留下的是秩序——一种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秩序。而在小贩这一颗炸弹上，还附带了一层更隐蔽的毒素：一个不断膨胀的执法机器，穿着愈来愈像纪律部队的制服，站在已经被堵死的楼梯口，看守着一条不会再有人走的路。

有人会说，这些政策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是“临走前”才埋下的。这话没有错，但关键在于：英国人在离开之前，没有修正这些政策，反而加速了它们的推进。撤销租务管制的立法在1997年之后完成，但它在1997年之前就已经启动。小贩牌照的停止签发始于1970年，但政府持续执行这个政策，直到回归之后仍然没有改变。中文学校的消亡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英国人在离开之前，没有留下任何扭转这个趋势的制度安排。

李光耀的“炸弹”比喻是深刻的，但在我看来，这些与其说是炸弹，不如说是慢性毒药。炸弹会爆，爆完之后可以重建。慢性毒药不会爆，它会一直留在身体里，慢慢侵蚀。香港的租金仍然高企，中小企业仍然难以生存；香港的阶级流动仍然困难，基层的年轻人看不到出路；香港的文化认同仍然模糊，回归20多年之后，仍然有人在问“我是谁”。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一朝一夕，而在英国人离开之前留下的那三颗定时装置。

要拆掉这些装置，需要的不是一时的政策调整，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努力。租务管制需要以新的形式重新思考，不是回到旧制度，而是找到一种能够平衡业主与租客权力、同时不扼杀市场活力的机制。小贩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不是简单地恢复发牌，而是认识到小贩作为基层经济活动和本土文化载体的价值——同时，也应该认真审视小贩事务队的规模、装备和制服问题：一支不属于纪律部队的执法队伍，是否应该穿着愈来愈像纪律部队的制服？执法开支不断膨胀而执法对象不断萎缩，这个趋势什么时候才会逆转？中文教育需要真正的重视，不是口号式的“母语教学”，而是让中文成为一种有尊严、有深度、有未来的教育选择。

这些都不容易。但如果不做的话，毒药会继续在体内流转。英国人留下的三颗炸弹，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现在进行式的问题。香港要真正走出殖民的阴影，首先要看清这些阴影的形状——然后，找一把扫帚，扫走碎片，再种回一些花。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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