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在安宁照顾、医务社会工作、辅导实务与晚期疾病支援之中，灵性照顾一直是最常被提及、也最常被误解的一个部分。很多助人专业者在谈全人照顾时，都会同意病人的需要不只停留于症状控制、情绪支援和家庭协调，也涉及生命意义、关系修补、死亡焦虑和存在上的不安。不过，一旦真正进入实务现场，灵性照顾却往往最容易被忽略。原因并不复杂。对不少前线同工而言，灵性这个概念过于抽象，也容易与宗教混淆；部分人担心自己没有神学或宗教背景，不知道应否介入，也不知道介入到哪一步才算合适。于是，在不少医疗及社福院舍场景之中，灵性需要虽然被承认，却未必被认真处理。

灵性照顾不等于宗教

这种情况值得重新审视。因为在面对重症、衰老、失能与死亡的历程时，最令病人痛苦的未必只是疼痛本身，而往往是疼痛背后所牵动的存在经验。一个原本长期担任照顾者角色的人，当身体逐渐失去功能，开始要依赖别人喂食、扶抱和清洁时，他所经验到的，不只是身体受限，更可能是自我形象的崩塌。又例如，一位病人反复说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表面看来像是情绪低落，但其实也可能涉及价值感丧失、角色剥夺与关系位置改变。这些问题若只用情绪支援或资讯解说处理，很多时只能触及表层，未必能回应病人真正的痛处。

在助人专业的实务语境中，第一个需要厘清的是：灵性不等于宗教。宗教固然可以是灵性的重要载体，但灵性本身并不以宗教作为唯一形式。它更接近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活着的意义，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与过去、与死亡，以及与某种超越性存在的关系。即使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仍然可能有清楚而深刻的灵性需要。有人从家庭关系中获得支撑，有人从自然、艺术、生命回顾、伦理承担或世代传承中找到安顿。

对临床助人者而言，这个区分十分重要。若把灵性照顾等同宗教关怀，便很容易把问题全数交给院牧、法师或其他神职人员，自己退到一旁。但实际上，很多病人的困扰未必需要宗教仪式才能处理，而是需要一个愿意聆听、能够承受痛苦语言、又不急于修正病人感受的专业陪伴者。

请看见病人的全人痛苦

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灵性层面纳入缓和医疗的核心理解之中，而这个方向的重要性，也与桑德斯提出的“全人痛苦”概念一致。所谓全人痛苦，正是指出人的苦难往往不是单一面向，而是身体、心理、社会与灵性层面彼此交织、互相牵动。病情恶化会带来痛楚，痛楚会令人失眠和焦躁，失去工作与功能会冲击家庭角色，而角色崩塌又会进一步引发羞愧、愤怒和失去意义感。灵性照顾之所以必要，不是因为它额外高尚，而是因为如果忽略它，我们对病人困境的理解本身就会变得片面。

当一个人的存在感受到威胁，痛苦便不再只是身体层面的不适，而会延伸为对自身价值和生命位置的怀疑。这种受创未必会以激烈方式呈现，很多时只是隐隐渗透在日常谈话之中，令病人开始质疑自己为何还要活着、自己还有甚么可留下，或者自己是否仍然被他人需要。若助人专业未能从全人痛苦的角度理解这些提问，便很容易把它们误当成单纯的情绪反应，继而错失介入的契机。

灵性困扰不应被乐观盖过

临床上常见的灵性痛苦，很多时并不是以理论化语言表达，而是夹杂在病人的日常话语之中。有些人会说自己活着已没有意思，有些人会说对不起家人，有些人会问为甚么偏偏是自己得病，也有人会以沉默、疏离、拒绝见人来表达一种深层的退缩。对宗教背景较深的病人来说，灵性痛苦也可能呈现为信仰动摇，例如质疑自己一生行善却仍遭逢重病，或觉得自己被神遗弃。

这类话语不应过早被理解为负面思想，更不应立即被鼓励、开解或乐观话语盖过。病人在这些时刻所寻求的，未必是答案，而是有人能够承接问题本身。很多助人者一听到病人谈绝望，便急于把对话拉回希望；但在临床上，真正重要的往往不是尽快把病人带离黑暗，而是先理解这种黑暗究竟由何而来。只有当助人者愿意停留在这些艰难提问之中，病人才可能感到自己不是被管理，而是被理解。

灵性评估发生在关系之内

正因如此，灵性评估不宜被理解为另一份表格，或者一组制式问题。真正有效的评估，往往发生在关系之内。当病人愿意透露自己的失落、内疚、恐惧和遗憾时，助人者首先要辨识的，不是哪一个理论类别适用，而是这些表达背后究竟指向甚么。有些病人看似在谈死亡，实际上是在谈未完成的关系；有些人似乎在抱怨照顾负担，实际上是在哀悼自己失去的身份；也有些人不断追问治疗方案，未必只是想掌握医疗资讯，而是在对抗失控感。灵性评估的关键，是把病人的语言放回其生命脉络之中，理解那些说话与其价值、角色、信念和关系的连结。

现时临床上常用的几个评估框架，例如FICA或HOPE等灵性评估工具，对初步探问确有帮助。它们提醒助人者留意信念、力量来源、社群支持，以及病人的信念如何影响医疗选择。但如果只停留在工具层面，灵性照顾仍然很容易流于程序。对社工、心理学家、辅导员和安宁护理人员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关系性的理解：病人是否仍能接纳当下虚弱的自己、与家人之间是否有未能说出口的说话、对其生命是否还保留某种可依靠的意义感。这些问题，往往比有没有固定宗教实践更能反映其灵性状态。

以生命回顾重建存在意义

在介入层面，很多工作其实并不神秘，也不需要过度技术化。最基本而且经常最困难的，反而只是陪伴。当疾病已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助人者很容易因无法扭转现实而感到无力，于是急于说些积极的话，或者急于替病人整理情绪。但灵性照顾要求的，很多时不是迅速处理，而是愿意停下来与病人同在。当助人者不急于填补空白，病人反而较有可能慢慢把真正的恐惧说出来。

再进一步的工作，是协助病人处理未竟事宜，并重整生命叙事。很多临终病人内心放不下的，不是病情本身，而是某些来不及修补的关系、某些一直无法原谅的人，或者某些未曾说出口的感谢与歉意。这类内容若能在临终前稍作处理，往往能显著减低病人的焦虑与孤立感。对助人者而言，这不代表要强迫病人和解，更不是要求每段关系都回到理想状态，而是让病人有机会整理自己对这段关系的感受，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表达。有人会选择直接交谈，有人透过书信、录音、纪念物或交托遗言来完成。关键不在形式，而在于病人是否重新感到自己仍能对生命留下痕迹。

生命回顾在这方面尤其重要。很多长期病患在疾病后期，视野很容易被收窄到病床、检查数据和身体退化之上。若助人专业者能协助病人回到更长的生命历程，谈一谈他曾经如何工作、如何成家、如何面对困难、如何看待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择，病人对自己的理解便不再只剩下一个病者身份。这不只是回忆，也是一种重新诠释。当一个人开始看见自己一生中曾经承担过、付出过、爱过和影响过别人时，当下的无力感有时便会出现松动。近年安宁实务中常谈的尊严治疗，正是建基于这种理解。它的重点不是美化人生，而是帮助病人在生命末段仍能保有叙事主体的位置。

陪伴的价值不应被低估

在很多讲求效率和程序的照顾场景之中，陪伴往往最容易被低估。它看似甚么都没有做，却常常是最能触及病人存在处境的一种工作。当病人说不出完整句子，当家属不知道还可以说甚么，当疾病令很多事情都失去可逆性，助人者若仍能以稳定、尊重而不退避的方式留在现场，这本身已经构成照顾的一部分。沉默在这里不一定代表空白，有时候，病人需要的正是一个不急于给答案的人。

陪伴的价值亦在于，它容许病人在不被催促的情况下，逐渐接近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有些病人一开始谈的只是疼痛、吃不下东西、睡不好，但当关系建立起来，他最终说出的可能是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孩子，或者是一段多年未处理的家庭裂痕。若助人者没有耐性停留在前段看似琐碎的对话之中，很多真正重要的内容根本不会浮现。

不同专业应互相补位

对有明确宗教信仰的病人来说，宗教支持当然十分重要。助人专业者应尊重病人的宗教习俗、禁忌和临终仪式需要，也要懂得在适当时候转介院牧或病人信任的宗教领袖。不过，这种转介不应被理解为把整个灵性范畴外判出去。很多看似宗教性的问题，其实同时带有心理和关系面向。例如病人说自己是被惩罚，表面上似乎是神学困惑，但其内里也可能是多年未处理的羞愧感和自责。

院牧可以处理教义与仪式，社工与心理专业则可以协助梳理其内在经验和家庭脉络。真正有效的灵性照顾，通常不是由单一专业完成，而是在不同专业之间互相补位。当医护、社工、辅导员、心理专业与宗教支援人员能够彼此理解各自角色，病人的灵性需要才不会在制度缝隙中被忽略。这种协作不只是资源转介，更涉及团队是否愿意承认：人的痛苦有时本来就超出单一专业的视野。

以文化谦逊接近受助者

香港的实务场景还有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助人专业者对界线的担忧。有些人害怕谈及灵性便会触碰病人的私隐与信仰，有些人则担心自己说错话，反而造成冒犯。这些顾虑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完全不触碰灵性议题，代价往往由病人承受。较恰当的做法不是退避，而是以文化谦逊的态度接近。助人者不需要扮演权威，也不需要对所有宗教传统都熟悉。更重要的是承认自己未必完全明白，并让病人教我们他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

这种姿态比背诵一套正确说法更重要。病人多数并不要求助人者给出高深答案，他们更在意的是，面前的人有没有真诚听见自己。同样重要的是，避免把灵性照顾变成某种道德任务。临床现场有时会出现一种隐性期待，仿佛病人到了生命末期，便应该与家人和解、接受死亡、看透一切，甚至达到某种平静圆满的状态。这种想像过于理想化，也忽略了人的复杂性。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或意愿完成修补，有些关系来不及修复，有些愤怒也未必能在临终前放下。灵性照顾的目的，不是把病人推向某种标准化的善终剧本，而是在其真实状态之中，提供可被承受的陪伴与理解。

助人者亦应思考死亡

对助人专业而言，灵性照顾最后也会把问题带回助人者自身。当我们长期陪伴病人面对失去、衰退和死亡，不可能完全不受触动。替代性创伤、同理疲乏和存在耗竭，在安宁照顾、医务社工和哀伤辅导中都并不少见。如果助人者自身没有反思死亡、有限性与告别的能力，在病人提出深层问题时，往往便会不自觉退回技术语言、程序语言，或过度积极的安慰。

因此，灵性照顾不只是方法，也是一种内在准备。助人者需要某种能力，去承受自己未必能修复一切的现实，去接受陪伴本身也有其价值。这种能力未必来自更多技巧训练，而常常来自督导、反思、同行讨论，以及助人者如何理解自身与苦难的距离。若助人专业不正视这一层，灵性照顾便容易沦为语言上的认同，而难以成为真正可实践的临床能力。

让照顾回归人的整体处境

在今天的助人专业实务中，谈灵性照顾并不是要把工作宗教化，也不是要把所有临床困境提升成哲学命题。更实际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人只看成症状的集合、风险的载体或服务流程中的个案。当一个病人反复追问自己还剩下甚么价值，当一位家属无法原谅自己过去的疏离，当一个家庭在临终前仍被多年积怨拉扯，这些都不是单靠程序就能处理的事情。灵性照顾的价值，正在于它把助人工作重新放回人的存在处境之中，也让专业判断不至于只剩下技术层面的熟练。

如果说全人照顾不是一句口号，那么灵性照顾就不应只是评估表上的一栏。它应成为助人专业理解病人苦难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临床训练与跨专业合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当医疗手段有其限制，当很多问题没有完整答案，助人者仍然可以做的，是陪病人在有限之中寻回一点意义、一点连结，或者一点尚可承受的安稳。这不是附加服务，而是照顾之所以仍然成为照顾的其中一个根本理由。

作者冯志豪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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