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高市早苗上台一年，中日关系上演了一出“先礼后兵”的戏码。去年10月，她与习近平主席首度会晤，双方大吹和风。外交部新闻稿说“达成重要共识”，日本外务省也说“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一个月后，高市在国会抛出“台湾有事”论，将台海危机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再一个月，她又说“美日可能采取联合行动撤离公民”，“美军受攻击时日本什么都不做，日美同盟会崩溃”。一句比一句露骨。

“语言降级”源于孔子春秋笔法

今年8月15日，她没有去靖国神社，却在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方向“遥拜”，并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奉“玉串料”。上月纽约联大，她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这种挑衅的创意，历届日本首相望尘莫及。

面对日方连环挑衅，中方在外交场上不能不回敬。但“回敬”的方式有多种。召回大使是最激烈的，降低外交关系级别是最正式的。中方选择了第三种：调整称谓。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以“日本现政权”称之，指“日本现政权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突出因素”。9月30日，郭嘉昆回答涉日问题时，直呼“高市早苗”，把“日本首相”四个字拿掉。

这是“行政不降级，语言降级”。行政上，中方没有召回大使，没有降低外交关系级别，甚至没有取消高市出席深圳APEC峰会的邀请。语言上，却完成了从“贵宾”到“路人”的降级。这不是无根之木。它的深层传统，是孔子的春秋笔法。

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同样是战争，孔子用“伐”表示正义之师，用“侵”表示非正义入侵，用“袭”表示偷袭。同样是杀人，用“杀”表示无罪被杀，用“诛”表示有罪当诛，用“弑”表示以下犯上。一字之差，褒贬立见。春秋时期，诸侯自行称“王”，孔子在《春秋》中一律降称其原本爵位，如“楚子”。鲁国“三桓”把持朝政，孔子在记述中刻意不用尊崇字眼。不承认，不给予正当性，但不直接开骂。这就是“微言大义”。中方对高市的称谓变化，与此一脉相承。

“日本首相”是承认其官方身份，维持正常礼仪；“日本执政当局”是保留承认，但降低规格；“日本现职领导人”，只承认“现职”事实，不承认“领导人”权威；“日本现政权”，定义为“政权”，而非“政府”；“高市早苗”，连职衔都不提，只是一个名字，路人甲而已。

国际之间“外交降级”的模式

中方此次的做法，并非孤立的外交操作。在国际关系史上，透过调整称谓或外交级别来传递不满信号，是常见的“低成本、高信号”手段。

第一种是外交级别的正式降级。这是正式降级中最具法律效力的一种。最近的相关例子，本年8月，在阿根廷总统米莱多次对巴西总统卢拉发表称为“前囚犯”、“小偷”和“腐败分子”等言论后，巴西已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根据外交部网站“礼宾知识”介绍显示，外交代表又称外交使节，是一个国家派往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代表国家，负责办理外交事务，有常驻和临时两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中将外交人员定义为驻外国使馆、领馆以及常驻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团等机构中具有外交衔级的人员，馆长是上述机构的行政首长。中国外交衔级有大使、公使、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

确定外交代表的等级是建交双方在同意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商定的要点之一，外交代表的等级应是对等的，并且明确见之于建交公报或其他建交文书中。理论上，外交代表有特命全权大使、特命全权公使和代办。2021年11月，因立陶宛允许台湾设立“代表处”，中国宣布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代办是最低一级外交代表，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意味着外交关系严重倒退。

第二种是明面没有变化，但在礼宾行政排序作隐性降格。特朗普的第一次总统任期中，与欧盟一直在贸易与防务政策上摩擦不断。美国亦于2018年底，在未正式公布或通知欧盟的情况下，悄然将欧盟的外交级别从“盟国”降为“国际组织”。2019年，欧盟驻美大使奥沙利文出席美国总统老布什的葬礼上，发现自己被排在所有国家大使之后，成为最后一批被请上前致奠的代表，如此才“间接”得知自己被降级。欧盟官员甚至表示，是“查网站才知道”。

第三种是职衔的“重新定义”。比如特朗普政府曾将立场亲乌的“俄乌问题特使”Joseph Keith Kellogg的职衔重新定义为“乌克兰特使”，使其无法参与“对俄”谈判，在实质将其“降格”。第四种是刻意回避点名。 2026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谴责美国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的行动时，刻意不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以此表达不满同时保留外交余地。

“去头衔化”彰显中国对日底气

从历史角度分析，同样是日本首相，同样在历史问题上触碰中方红线，中方对小泉纯一郎和高市早苗的称谓处理，却截然不同。犹记得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至2006年任内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当时中国外交部连环发炮，但仍然称他为“日本首相”或“小泉首相”。换句话说，即便在中日关系因靖国神社问题陷入低谷的时期，中方仍然保留了基本的职衔称谓。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因为高市的涉台言论比小泉的参拜靖国神社更直接触碰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而靖国神社问题虽然严重，但更多涉及历史认知与战后秩序。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北村俊博对此提出交涉，批评“即使存在立场分歧，尊重一国领导人也是国际礼仪”。然而，外交礼仪从来不是单向的。当日方在台湾领土问题上不断触碰中方红线时，“国际礼仪”这四个字，恐怕显得苍白。而且，这也是呼应了高市维持“台湾有事论”的最好回击。

最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变化。小泉时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快速增长期，综合国力与日本仍有差距。在那个阶段，维持中日关系的基本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大局更为重要。因此，即便在历史问题上严重不满，中方仍然保留了外交礼仪的基本框架。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在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对日本形成全面优势。在这种格局下，中方不再需要为了“维持关系大局”而保留外交辞令上的客气。当日方触碰红线时，中方可以直接、清晰地传递信号——包括在称谓上“去头衔化”。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对高市个人的不满，更是实力的底气。中国已非昔日的中国，外交辞令的调整空间，自然也随之变化。一字之差，千钧之重。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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