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豪教授专栏

香港教育体系正迈入一个深刻且广泛的结构调整期。随着本地出生率长期处于低位，适龄学龄人口的持续缩减已不再是短期的供求波动，而是一个将在相当长周期内，由幼稚园、小学、中学一路向上蔓延至专上教育领域的客观人口规律。面对这项复杂的人口结构挑战，特区政府展现出积极面对的治理担当与统筹魄力。教育局在资助中小学全面推动“汇流升级计划”，倡导办学团体透过跨校深度协作、办学资源整合以及校际有序重组来主动回应收生压力，致力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益，以集中力量提升整体的教学质素与学校办学效能。与此同时，自资专上院校亦配合整体大局，在生源结构重组的客观形势下，主动展开相应的课程规划与体制部署。教育资源如何在变动的人口现实下重新配置，已成为特区在推进长远良政善治进程中，必须深入审视与稳妥擘划的重大制度课题。

教育重组也要看见社会意义

若从公共财政审慎原则与宏观行政规划的角度理解，当学生人口总量出现显著且不可逆的下跌时，政府主动承担起调控责任，因应实际需求调整班级结构、整合重叠的教育资源，原本就具备充分的制度合理性与前瞻性。这项改革的大方向，无疑值得社会各界予以理性理解与正面支持。问题从来不在于应否调整，而是在于推行调整时依据的是怎样的价值理解与评估维度。回顾近年的公众讨论，社会焦点往往高度集中在开班门槛、学额供求、财政效益与校网重整等硬性指标之上。

这些指标固然是公共政策制定时不可或缺的客观参数，但若整体政策的讨论与审视仅仅止步于此，教育便容易被单纯化约为一套以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来衡量的封闭行政系统。学校在制度架构中固然是一个标准的资源配置单位，但它在真实的社会生活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温度的人际关系空间、一个深具凝聚力的社区连结点，以及无数基层家庭赖以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实质支撑。在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推进资源优化的同时，若能兼顾学校作为公共生活重要载体的深层社会意义，将能使这项立意良善的政策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治理效益。

学校不止教育更是社区支援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学校从来不只是传递课本知识的物理场所。特别是在基层社区、旧社区或是远离市中心的公共屋邨，一所长年扎根运作的学校，往往同时承担着教育启蒙、生活照顾、社区连结以及及早辨识家庭危机等多重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对不少工时漫长的双职家庭、单亲家庭或隔代照顾家庭而言，学校的存在意义远不止于让子女每天按时上课，更在于提供关键的课后托管、功课辅导班、家庭问题观察与社福资源转介服务。学校与当区社福机构、基层互助组织及家长网络之间所建立的互信与协作关系，往往需要历经数代教育工作者长时间的默默耕耘，这种深厚的社会资本与互助默契，绝非其他临时性或标准化的行政措施所能即时取代。

这一点在基层社区尤其值得政策制定者多加体察与重视。对于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中产家庭而言，学校环境的变动固然会带来生活节奏上的短暂不便，但家长通常仍有足够的弹性与资源，透过私人交通接送、安排校外补习或调动家庭支援人手，来顺利吸纳转变带来的成本。

然而，对于基层家庭而言，情况往往截然不同。学校一旦面临缩班、合并或停办，所牵动的不仅仅是学童上学路线与通勤时间的改变，更会直接打乱家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例如原本可行的上下班接送安排、社区互助托管的默契、照顾分工的平衡，甚至可能加重原本已捉襟见肘的交通开支负担。因此，在全面落实教育局“汇流升级”整合蓝图的过程中，若能在收生数字之外，进一步看见并珍视学校在社区层面早已累积的宝贵社会资本及其对弱势家庭的实际承托作用，重组措施便能更加贴近民情、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弱势学生正承受沉重转型负担

在教育重组与校际资源整合的过程中，不同背景家庭承受环境转变的心理抗逆力与适应弹性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工时长、收入有限、日常照顾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家庭而言，转校往往不是单纯换一间校舍那么简单，而是开启了一连串生活压力的开端。每日交通开支的增加、接送时间的大幅拉长、原本熟悉且具备安全感的照顾安排被打乱，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改动，累积起来往往就是相当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对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来说，这种转型代价通常更需多加细致考虑。许多患有自闭症谱系、专注力失调、过动症或伴随情绪困扰的学童，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建立起对学校作息、校园空间与人际互动的信任。原校中熟悉其特质的班主任、长期跟进的驻校社工、定期提供支援的教育心理学家，以至一群已逐渐学会如何包容与相处的同学，对他们而言并非可以随意替换的外部条件，而是维持内在心理稳定与情绪安全感的关键基石。

若学校进入合并或重组程序，这批孩子被骤然放进陌生的校园环境与新的人际秩序之中，其适应成本未必能由一般常规的行政安排所充分吸收。这些潜在的冲击未必会即时反映在学业成绩上，却极可能在情绪波动、焦虑反应、行为退化、出席率下降以及整体家庭压力中逐步浮现。因此，在推动整合过程中有针对性地预防这些衍生压力，正是让政策更显周全、更具制度体贴的关键所在。

政策评估需加入社区视角

因此，讨论“汇流升级”的重点，不宜放在整合是否必要，特区政府迎难而上、推展重整的大方向是清晰且负责任的，而应放在整合以甚么具体方式进行，能达致最佳的治理成效。当前较值得关注的，是评估框架如何更精准地辨识不同学校在社区中的异质角色。若所有学校都纯粹以即时的收生表现作为主要存续依据，制度便容易无形中偏向那些较能吸纳主流优势家庭的学校，而那些默默承担基层弱势学童、非华语学生或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学校，则承受过大的生存压力。长远而言，这需要更细致的政策考量，以兼顾教育体系作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与社会和谐整合的基石功能。

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学额供求与财政规划等客观指标之外，进一步引入更周全的社区功能分析，作为深化政策落实的有力补充。政策评估可以进一步考虑学校所服务学生的社会背景、弱势学生比例、课后支援承载能力、与地区社福网络的连结程度，以及其在少数族裔共融或特殊学习支援方面所形成的经验。这并不是否定政府坚持的效率原则，而是承认教育机构的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人数与成本之间的单纯比例。对某些学校而言，其公共价值未必来自规模，而是来自它在特定社区中所扮演的承托功能。将这种社区视角纳入考量，更能协助当局精准投放资源，让“汇流升级”真正成为提升教育质素的引擎。

即使整合与合并在某些情况下是配合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过渡安排亦不应停留于程序交接，而应被视为一项需要专业介入的工作。学生转校从来不是纯粹的行政转换，对部分家庭而言，它是一场生活重整。当局若决定推进校际合并，若能同步配套较充足的过渡资源，让学校、社工、教育心理学家及相关支援人员有时间建立个别学生的过渡计划，特别是那些已知在情绪、适应或家庭支援方面较脆弱的个案，将能把政策善意发挥到极致。这类安排不仅能消除家庭的顾虑，更能生动体现出政府在推动结构改革时，能够关顾真实存在的儿童与家庭，增强公众对教育改革的认同与信心。

中小学处境为自资专上提供借镜

中小学的处境，其实也为自资专上教育提供了一面镜子。随着适龄学生人口减少，自资院校近年配合整体学额调整所承受的压力已相当明显。部分院校以削减人手、停办课程或集中资源于收生保证较强的专业学科作为回应。这些做法在短期财务管理上或许可以理解，但若成为主要方向，院校发展便很容易被即时市场逻辑主导。近年若干热门专业课程迅速扩张，某程度上也反映院校倾向以市场需求作为课程配置的首要依据。不过，当多间院校在相近时间集中投入同一类课程，同质化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亦会随之增加。从较长期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未必稳妥。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香港专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不少自资院校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史哲传统与创校历史，长年默默担负起文化薪火相传与品格涵养的人文使命。然而，当前社会风气高度倾向实用与功利，凡是未有直接对应专业执业牌照、没有即时“就业保证”的文史哲学科，往往在市场收生竞争中受到忽视，甚至被视为不合经济效益的“冷门”。面对生源收缩的寒流，这些深具历史底蕴的人文学科往往首当其冲面临萎缩或停办。一个健全成熟的社会，绝不能只有技术人员与实用技能，而缺乏文化滋养、历史意识与哲学思辨的灵魂；尤其在特区政府积极落实国家规划、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宏伟蓝图下，这批积累了数十年文化根底的自资人文学术传统，实属难能可贵的独特资产。

自资专上教育若要在收生收缩之下维持可持续性，关键或许不在于模仿资助大学，也不在于盲目随市场风向跟风起落，而在于重新界定自身的制度位置。相对于大型研究型大学，自资院校在课程设计、跨界合作与回应社会需要方面，其实具有高度的体制弹性。自资院校若能立足本地社会的具体处境，在配合政府多元人才发展大局的同时，将传统文史哲底蕴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并在若干具有明显公共需要但长期缺乏系统培育的范畴深耕，例如长者照顾、认知障碍支援、哀伤辅导、社区营造、家庭支援或应用伦理等，反而较有可能形成具辨识度的办学方向，为香港社会培育出兼具文化品格与实践能力的栋梁。

少子化中守住教育的公共意义

人口下降无疑会改变教育体系的规模与资源配置，特区政府推动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是因应客观形势、勇于承担的必要治理之举。但这并不表示学校与院校的价值只能以剩余多少学生来衡量。教育政策当然不能脱离现实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制度如何对待处于不利位置的人。当一所学校被纳入整合方案，当一个课程被判定不再符合效益，决策者所处理的从来不只是数字，而是若干早已嵌入地方生活、专业关系、成长经验与文化传承之中的制度节点。

教育资源可以重组，学额可以调整，制度亦确实需要因应人口变化作出前瞻回应。不过，如何回应，始终是一个考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课题。若香港在这一轮教育收缩中仍希望保存制度的公共意义与文明厚度，便需要在行政效率之外，为学校的社区功能、弱势学生的适应处境，以及自资院校的人文传统与长远定位保留足够的思考空间。这不是对改革的抽象抗拒，而是对教育作为长远公共制度的建设性建言与由衷期许。

作者冯志豪是香港能仁专上学院协理副校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专栏精选不同范畴专家，丰富公共舆论场域，鼓励更多维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