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自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拷问：香港经济为谁服务？
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和扶贫奇迹，但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一团糟，天量国债无法偿还等待爆煲、常年结构性财赤无可逆转、多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美国的“贡献”，但近80%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却来自美国，包括刚出炉的获奖者Robert Hall和Michael Woodford，其余获奖者主要来自欧洲。亚洲有史以来共有两人获奖，都是印度人，他们的研究范畴竟然是“扶贫”和福利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实有点搞笑。但搞笑背后，是既严肃、又紧贴香港民生的拷问：香港的经济应该为谁服务？
香港经济政策服务资本而非民生
“经济为谁服务”这项测试，可解答为何“中国拿不到经济奖”，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引申出来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拷问。
我们就用“香港经济为谁服务”来拷问香港一项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经济政策：全港市民每天都用的电力。香港和内地一河之隔，国家的超高压输电系统世界第一，电力输港轻而易举。但香港市民付的电费，是内地数倍。原因是香港两家电力公司按照和政府签订的“利润管制计划”来厘定回报，计算方法简单粗暴：电力公司的准许利润，是固定资产平均值的8%。固定资产投入越多，回报就越高。其他因素一律不计，包括通胀、打工仔加薪幅度、市场和经济环境等。称其为“利润管制计划”是骗人的，正确的描述，是“利润保证”计划，保证两电稳赚不赔。
香港连最“煞食”的金融业、地产商等都要面对市场波动等各类风险，但两电的回报，完全取决于固定资产，没有风险。这还不够，还要收取燃油附加费，把燃油价格波动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市民。这类“经济政策服务资本，而非服务民生”的例子，渗透香港不同经济范畴。
中国经济服务对象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
“中国为何不获奖”这条问题东西方评论都有探讨，提出的理由亦五花八门。我们作为小市民无需懂得经济学理论，只需“打烂砂锅问到底”，不明白就继续问，一直问到底，就会明白，中国不获奖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服务对象，与美西方经济的目标和服务对象，截然不同。
美西方经济的服务对象是市场、资本、提升GDP、是服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经济的服务对象，是国家发展、提升人民福祉。中国经济并不拘泥于市场与政府二选一的教条，而是市场经济与政府规划相辅相成、私企国企央企共同发光发热、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互补。市场只是工具、资本是工具、提升GDP是工具，真正目的是国家发展，提升人民福祉。
提升GDP并非提升人民福祉
有人马上会说：经济发展不是这样二元对立的。提升GDP，不就是提升人民福祉吗？
当然不是。多项调查显示：香港贫富悬殊是全亚洲最严重，逾136万港人处于贫穷状态。香港大学于6月举行的国际论坛中，来自德国的经济学者汇报其研究报告：香港是“全世界财富分配最不公平的经济体”。瑞银月前公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成年人的人均资产为506万港元，高踞全球第四。去年更是全球第三。这是“人均”资产，不是“家庭”资产。如以家庭为单位，全港家庭夫妻两人的平均合共资产就是逾“千万富豪”级别，港人理应活得甜滋滋，充满幸福感。
但实际情况是，大部份香港人并不觉得充满幸福。不是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是客观的苦。但港人有刻苦耐劳的基因，练成了“苦中作乐寻幸福”的积极心态，尚未达到幸福的境界，便苦中作乐，但永不放弃追寻幸福。
苦中作乐，是小市民困居斗室热到内衣裤都湿透但因电费超贵而“唔舍得日日开冷气”，于是便闲逛商场，免费叹冷气，顺便实现日行5千步健身，心旷神怡。这种苦中作乐，是“狮子山精神”操作化的实践，亦是港人可爱之处。
土地房屋政策服务于谁？
但港人能苦中作乐，不等于政府可以让港人继续苦下去。
例如香港的高楼价，表面原因是地少人多，市场供求的结果，背后却是政府政策造成的困局。香港仍有约四分之三土地未作建设用途；反观新加坡，土地面积只有香港约三分之二，人口却达香港八成，地少人多的情况较香港恶劣。但新加坡近八成家庭住宽敞的组屋，幸福满满。香港人却困居笼屋、㓥房、纳米楼。原因不在于市场供求，而是要拷问政府的政策。
2002年香港楼市低迷，不少业主沦为负资产，于是政府出手，竟然直接取消定期卖地，并停止兴建及出售新的居屋，可谓大刀阔斧。其后楼价回升，升到“温和合理”水平时，政府却继续放任让楼价爆升，一直升到年轻人和未置业人士难以上车。历届政府都曾努力尝试解决问题，又“揾地”、又“造地”，又“明日大屿”。其实是揾错了方向。真正要做的，是拷问政府整套土地和房屋发展策略，是服务资本和地产市场，还是服务市民安居乐业。搞清这个基本问题，其余就一目了然。其它多个政策范畴一样，例如“网约车”、公共交通服务、社会服务，只要以“这项政策应为谁服务”来拷问，便能拨开云雾，看清问题核心。
美国削减开支永远留给下任政府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拷问，同样适用于美国。美国人应该提问：中国高铁四通八达舒适快捷，美国为何这样失败，一条高铁都无？答案是：美国不缺钱，投资AI公司动辄是千亿美元级别。美国当然不缺技术。高铁社会效益极高，但获益群体分散于整个社会，真正投资建设高铁的资金，反而回报甚低，甚至要长期蚀本经营。故此追逐回报的资金只会涌向能够赚钱的AI，而不会投资高铁。中国资本是服务民生，故此蚀本都会兴建高铁。美国不会。
又问：如何解决美债和财赤？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答案：削减开支，增加收入。但削减公共开支的痛苦是即时的，选民立刻感受到，而西方民主选举体制的第一要务，就是赢得选举。于是削减开支，永远留给下任政府，下任政府又留给再下一任。要无痛且快速增加收入，唯有印钱举债，因为所得的甜头是即时的，选民立刻尝到，有助选举；印钱举债的危害，是滞后的，可以留给将来政府。故此，美国国债和财赤无法扭转，因为他们服务美国的资本社会选举制度。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无与伦比。《基本法》订明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香港亦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宪法》总纲第一章第六条：“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诺贝尔奖的拷问，有助我们查找政策和制度上对民生的剥削。除此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什么价值。中国的经济奇迹叱咤人类古今，无需诺贝尔奖的锦上添花。反而中国不获奖，损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信力。
作者杨志刚是香港浸会大学前协理副校长，中文大学前专业应用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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