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近年香港工程事故与争议频传，从早期短桩丑闻、宏福苑、玛丽医院升降机事件，表面是个别承办商疏忽或监管失职，骨子里却是工程界体系长期积累、从未真正根治的结构性弊病。每次出事，社会惊呼、委员会成立、小修小补，然后一切照旧。真正的核心，不在某一条钢筋或某一份报告，而在于政府招标制度、专业自律失效，以及学术界、专业协会、业主（政府与地产商）与承办商四方利益长期固化之下，谁都不愿意动摇既有格局。每年逾千亿元的政府工程与地产开发规模，使这套“高成本、低创新、程序优先”的结构具备强大自我维持能力，并将代价转嫁至整个社会。

“汲取教训”之后
为何工程越办越贵？

香港建筑工程界的问题从来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负责培养人才与研究的学术界、负责维持专业操守的专业协会、作为最大业主的政府与地产商，以及承办商四者之间，早已形成相互依赖、彼此牵制的利益网络。早期短桩事件已暴露监管与专业判断的失效，其后每一次事故的反应模式几乎如出一辙：成立检讨委员会、提出若干技术指引、追究少数前线人员，然后宣告“已汲取教训”。核心问题始终未动，因为动了便会触及庞大利益与既有分工。

学术界的利益系于政府资源分配。院校被鼓励大量收生与追逐西方学术国际排名，教职员考核高度依赖英文论文发表与指标表现。本地工程、建筑与规划的实务研究——高密度城市的成本控制、工法创新、复杂地权下的设计——因难以转化为高影响力西方国际论文，专业实践长期被边缘化。学生毕业后进入政府或大型顾问公司，许多人做的是程序监督而非创新判断。香港政府拥有全球国际城市最多的工程师与建筑师编制，却主要用于审批与监管流程。

全球最多工程师
忙于审批与监管？

专业协会理论上维护专业操守与公共利益，实际运作深受“在商言商”逻辑影响。专业服务本身是变成“生意”，人际网络、长期合作与项目分配，往往比严格专业判断更能决定生存。专业协会可在事故后发声，却难以推动会重新分配利益的改革，例如开放更多中小型事务所参与、重新界定大型与中小型的分工。业主一方，政府追求程序合规与“监管权力”的形式可交代性，结果是层层审批、顾问加码、成本上升；地产商则把时间视为金钱，追求最快完成与回报。承办商在高门槛的招标制度下，稳定取得大型合约与合理利润。四方互相锁定：大学提供“合资格”人才与技术背书却不深入挑战成本；协会维持资格框架同时保护会员网络；政府与地产商以程序与速度换取可交代与回报；承办商在有限竞争中获利。招标制度、专业注册、审批流程与大学资源分配，共同把这套循环制度化。

利益固化的最深层在于大学。香港大学政策长期侧重西方排名与收生数量，贴地协助社会发展、培养能解决本地问题的人才、研究香港独特议题，反而被视为次要。对照之下，内地大学在工程与建筑领域并非单纯学术机构，而是深度嵌入国家与地方政府项目的知识与人才供给体系。许多大学设有设计研究院、规划院或工程研究中心，直接承接政府前期研究、可行性评估、技术标准制定，甚至参与具体项目设计与咨询。从规划、建筑、结构到施工管理，院校与设计院、施工单位之间有较清晰的分工与协作，学术成果较易转化为实际应用。人才培养亦较强调实务能力与项目经验。

新加坡的经验则提供另一种路径。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院校在工程与建筑领域，与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及业界保持紧密合作，研究课题多针对本地高密度城市、土地稀缺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挑战。院校不仅培养毕业生，更透过联合研究中心、实践型课程与业界导师制度，让学术直接服务公共工程与城市更新。政府亦主动把部分前期研究与技术评估交由大学或合作机构进行，形成“政策需求—学术研究—专业实践”的闭环。相比之下，香港官员虽常参访新加坡，却少见把其整合模式带回本地。香港的几家建筑工程学院偏向学术与提名模式，学生专业能力不均；新加坡则更强调院校必须对公共建设的质素与成本负起知识责任。

不设标底、程序优先
香港招标制度卡在哪里？

香港政府工程招标制度以《政府采购规例》与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WTO GPA）为基础，由发展局统筹。核心原则是“最佳经济效益”与“公开及公平竞争”。工务工程通常只开放予《认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上的公司（分甲、乙、丙组，按合约规模），非名册公司可与名册公司联营。普遍采用“双信封、两阶段”评标：先评技术能力与过往表现（通常占整体40%至50%），再评价格，综合得分决定，并设不合理低标剔除机制。2024年起全面应用电子投标系统，2026年4月起公开招标强制使用。近年试点框架采购模式与承建商早期参与，并推动成本管控措施。

与内地相比，差异明显。内地同时适用《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门槛较低，公开招标为主，强调企业资质与信用体系。评标方法主要有综合评估法与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常设公开的“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超限即废标），部分仍参考标底。计价长期以定额为基础，工程量清单虽已推行，仍高度依赖统一消耗量指标。香港不设标底，价格由市场形成，工程量清单（BOQ）由承建商按自身定额自主报价，合约多倾向总价包干。内地审批与施工节奏通常较快，设计院深度参与前期，标准与材料本地化程度高，整体工期与成本往往较低；香港程序较严谨，驻工地监督与第三方检查要求高，标准长期参考英式／欧式，材料与审批成本较高。香港制度在透明度、国际合规与过往表现权重上较为完整，但程序成本与高门槛可能抑制竞争；内地在规模、速度、前期整合与成本控制上具优势。

宏福苑事件之后
还要重蹈覆辙多久？

这套利益结构把行业内部的稳定转化为社会的代价。公共安全与居住质素首当其冲：事故反复出现，市民承受楼宇结构疑虑、设施故障与高昂维修费用。㓥房问题长期未解，部分原因是政府在供应端缺乏主动整合闲置工厦与土地的能力，而把责任外判；高成本则使增加优质供应的门槛更高。财政负担方面，简单行人天桥或无障碍升降机动辄数千万，超支由纳税人承担，挤占其他公共服务空间；私人市场则把建造成本转嫁至楼价与租金。人才错配使社会未能充分利用专业人才解决实际问题，年轻人面对“专业资格不等于实务能力”的困境。事故后“小修小补”的模式反复出现，使公众逐渐形成“体制保护既得利益而非市民”的认知，信任赤字累积。新界北区大量工程本可成为重新检视成本、引入创新、开放中小型专业参与的窗口，若沿用旧模式，香港将再次错过调整时机，在亚洲城市比较中进一步处于劣势。

要拨乱反正，必须同步调整多方激励。大学应放弃只追求排名与大量收生的产业化逻辑，参考内地院校的项目嵌入与新加坡的产学政协作，主动参与本地重大工程的前期研究、工法创新与人才培养。专业协会需重新定义操守与公共利益的优先次序。政府作为最大业主，应强化成本监督、开放竞争、内部工程管理能力建设，并在北部都会区等项目中认真试行框架合约、早期参与与本地化标准借鉴。立法会可要求更透明的成本数据与系统检讨。官员尤其是监督公共开支者，必须接受更深度的工程管理与公共行政培训。

宏福苑已是最大警号。若最终只是少数人被追究、委员会写完报告便了事，而没有在体制上跟进，类似事件只会重演，工程只会越来越贵，荒谬只会越来越多。香港工程界的弊病，是利益固化的结果，也是长期缺乏本地视野与实质改革的结果。大学应率先推动改变，专业协会与政府招标及监督机制必须同步跟上。唯有如此，宏福苑才不会只是又一次“汲取教训”的起点，而成为真正改革的转折。否则，根治的机会将越来越远。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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