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新疆本来就是突厥人的土地。”“如果如此，长城是不是专门为防御土耳其人而建？”“那当时土耳其在哪里？”自2026年10月19日起，类似对话在社交平台 X 上广泛流传。最初只是中国与土耳其网民围绕国旗梗图、长城、新疆、突厥历史及民族起源展开争论，其后希腊、俄罗斯、日本及印度等国网民亦陆续加入。

历史不再是理解过去的工具
而是成了情绪动员的武器

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场跨国网络口角。然而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各方真正争论的往往并非新疆、长城或某段古代历史，而是借由历史回答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谁，以及谁的历史叙事更具正当性。这正是当代身份政治的重要特征。历史不再仅是理解过去的工具，而愈来愈成为塑造集体认同、巩固群体边界与动员政治情感的重要资源。

此次争议的核心之一，是部分土耳其民族主义网民再次提出“新疆属于突厥世界”的论述，尝试将维吾尔族与现代土耳其民族直接连结，并将新疆纳入所谓“泛突厥民族共同体”（Pan-Turkic Community）的历史想像之中。这种观点并非近年才出现，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兴起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

自诞生以来，泛突厥主义便同时承载文化复兴与政治整合的理想。其核心目标不仅是追溯共同祖先，更是透过共同历史叙事建构跨地域的身份共同体。因此，它从来不只是历史解释框架，同时也是一项身份建构工程。然而，这套论述隐含一项重要预设，即语言、文化、血缘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稳定而直接的对应关系。按照这种逻辑，共同语言足以证明共同民族，共同文化可以追溯共同祖先，而曾经使用突厥语系语言的古代政权，亦可被纳入现代突厥民族的历史谱系。

语言共同体不等于血缘
讲英文不代表就是英格兰人

然而，现代民族主义研究早已对此提出质疑。民族并非自古存在的自然共同体，而是在现代社会与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产物。本质上，民族是一种透过共同叙事与共同记忆持续建构而成的“想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因此不必然等于民族共同体。语言可以透过征服、贸易、宗教或教育传播，文化亦可能随长期交流跨地域流动。共同语言未必代表共同血缘，共同文化亦不必然构成共同民族。若依照泛民族主义的逻辑推演，今日所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皆可被视为英格兰民族的一部分，而使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居民亦可被纳入西班牙民族。这显然难以成立，也揭示以语言取代民族形成史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更重要的是，泛民族主义叙事真正追求的往往并非历史解释本身，而是政治动员。其运作方式通常不是由史料推导结论，而是先确立政治目标，再从历史中选取有利于该目标的材料。结果，原本充满交流、融合与变迁的历史，被重新整理成为线性的民族故事。理解这一点后，再回头观察新疆历史，相关争议便更容易置于合理脉络之中。

讨论相关议题时，首先必须区分“西域”与“新疆”两个概念。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西域，一般指玉门关与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其范围随不同时代而变化，不仅包括今日新疆大部分地区，也常延伸至中亚其他区域。因此，西域本质上是历史地理概念，而非固定行政区域。至于新疆，则属近代行政名称。1759年清朝完成对天山南北地区的统一后逐步加强治理，并于1884年正式设立新疆省。换言之，新疆确实是古代西域最重要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两者并非完全等同。

新疆历史多元交融
枢纽岂是“单一突厥世界”？

若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观察，新疆从来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文明独立塑造的空间，而是欧亚大陆不同文明长期交流的重要枢纽。自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中央政权便持续透过行政、军事、经济与文化联系经营当地。唐代设置安西都护府，进一步巩固治理体系。元、明、清各朝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持续推进边疆治理。与此同时，匈奴、乌孙、鲜卑、柔然、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及蒙古等民族与政治力量亦先后活跃于此。新疆历史最鲜明的特征因此并非某个民族数千年的单线延续，而是不断交往、交流与交融所形成的多元格局。若将新疆直接等同于所谓“突厥世界”，不仅忽略其自身复杂历史发展，也无法完整反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回鹘的历史经验同样揭示民族叙事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部分泛突厥论者经常将回鹘视为现代突厥民族的重要祖源，却较少提及回鹘汗国正是在击败后突厥汗国后崛起的历史事实。安史之乱期间，回鹘更曾是唐朝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之一。这些史实显示，古代草原世界的政治运作主要围绕部落联盟、权力竞争与政权利益展开，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

围绕长城的争议，同样反映出历史叙事中的时间压缩现象。部分土耳其网民宣称长城是中国为防御土耳其祖先而修建，但秦始皇修筑长城之时，距离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进入安纳托利亚(Anatolia, 又称小亚细亚 (Asia Minor），是位于亚洲西端的半岛，大致相当于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是连接欧洲、中东、高加索与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枢纽) 尚有一千多年。汉武帝经营西域之际，现代土耳其民族亦尚未形成。将不同时代、不同族群及不同政权重新拼接成同一民族故事，本质上是一种以当代身份认同投射古代历史的做法。

慎防演算法驱动的简化狂欢
让历史讨论重回史料与逻辑

若把视野进一步扩展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种现象其实并不令人意外。20世纪30年代的土耳其曾出现著名的太阳语言理论（Sun Language Theory）。该理论主张世界各种语言均源自原始突厥语，并试图将苏美尔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与赫梯文明（Hittite Civilization）等古代文明纳入突厥文明谱系。1936年第三届土耳其语言大会期间，该理论一度被提升为官方民族建构工程的重要论述，用以塑造民族认同与历史合法性。虽然其后逐渐被主流学界放弃，但透过重塑历史建构身份认同的逻辑并未消失。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土耳其所独有。从欧洲浪漫民族主义对古代部落传统的再发明，到世界各国对民族起源神话的重新书写，许多祖源叙事的功能从来不仅是解释过去，同时也是塑造当下。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恰恰为这类叙事提供了理想传播环境。在演算法驱动下，简洁、鲜明且带有对抗性的论述更容易获得关注。充满条件、脉络与细节的历史分析反而较难扩散。于是“土耳其人认为”、“日本人认为”、“印度人认为”等概括性表述不断被强化，而社会内部原本存在的多元立场则逐渐被抹平。某种程度上，这场论战之所以迅速升温，并非因为历史变得更清晰，而是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被不断排除。

回到最初那场 X 平台论战。无论是“新疆本来就是突厥人的土地”，还是“长城是不是专门为防御土耳其人而建”，其广泛传播都不完全来自历史解释本身，而更多来自身份认同所激发的情绪动员。人们看似在争论历史，实际上更是在捍卫自己对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想像。因此，面对任何关于民族起源、历史疆域或祖先传承的宏大叙事，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急于判断谁赢得了争论，而是首先追问三个问题：史料是什么？结论如何得出？其中又掺入了多少当代政治与身份想像？历史研究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替今天的立场寻找祖先，而在于理解过去原本就存在的复杂性。唯有当讨论愿意回到证据本身，历史才不会沦为口号，辩论也才可能真正接近事实。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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