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2018年7月，《我不是药神》在内地上映后迅速成为现象级作品。这部改编自“陆勇案”的现实主义电影，以白血病患者跨境寻药为主线，不仅创下逾30亿元人民币票房，更将药品专利、药价负担、医疗可及性与患者生存权等原本属于专业领域的议题推向公共视野。电影最具启发性的地方，不只是揭示救命药价格高昂的现实，而是提出一个直指现代医疗体系核心的问题：当药物存在，患者却因价格或制度障碍而无法获得时，真正夺走生命的究竟是疾病本身，还是制度安排？因此，《我不是药神》所讨论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公平、效率与文明程度的制度课题。当生命价值与支付能力愈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医疗体系究竟应优先服从市场逻辑，还是保障生命权利，便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根本追问。然而数年之后，现实世界却以近乎颠倒的方式续写了这个故事。

美国患者赴华求得救命药

2026年10月20日，《华盛顿邮报》与《KFF Health News》先后报道一宗引起广泛关注的跨国求药案例。纽约居民Max Doppelt的母亲Debbie Doppelt确诊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在接受手术及化疗后病情持续恶化，并出现脑转移。当美国既有治疗选项逐渐耗尽之际，其主诊医生向家属指出，若患者身在中国，或有机会接触另一种尚未在美国广泛可及的创新治疗方案。

为争取治疗机会，Max Doppelt最终亲赴上海，购入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肺癌标靶药舒沃替尼（Sunvozertinib，商品名安卫力），再将药物带返美国。据报道，近年已有数十名美国患者及家属采取类似方式前往中国寻求治疗。这场跨越太平洋的求药之旅，也因此成为观察全球医药创新格局变迁的一个象征性案例。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个别患者是否成功取得药物，而是这宗事件所揭示的历史反转。当年《我不是药神》描绘的是中国患者远赴印度寻找救命药。今天，部分美国患者却开始前往中国寻求新的治疗机会。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患者到美国患者，从仿制药到原创创新药，看似只是求药路径的改变，实际反映的则是全球医药创新重心的深刻转移。这不仅是角色的交换，更是创新能力与产业地位重新分配的具体表现。

中国角色正在从跟跑转向领跑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医药产业的印象，大多停留于原料药供应、仿制药生产以及成本优势等层面。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通常被视为全球医药产业链的重要制造基地，而非创新发源地。然而，舒沃替尼的出现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既有认知。

舒沃替尼主要针对EGFR第20号外显子（EGFR exon 20 insertion mutation）插入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由于相关患者长期缺乏有效治疗方案，全球科研机构与制药企业多年来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寻求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率先取得关键进展，其意义早已超越单一产品成功上市本身。这不仅显示中国医药产业正由制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更代表中国企业参与的已不再只是成本竞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技术竞争。

制造能力能够复制既有成果，创新能力则能创造全新成果。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医药产业的主要任务是追赶国际前沿。如今，部分领域已由跟跑逐步迈向并跑，甚至开始具备领跑能力。当企业由技术追随者转变为创新引领者，其影响范围已超越单一产业发展层面，而是反映全球医药创新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调整。

这判断亦得到市场行为的印证。近年来，愈来愈多跨国制药企业透过授权合作引进中国创新药，并取得海外开发与商业化权利。相关交易金额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些商业决策反映的并非政治立场，而是市场对技术价值的认可。资本或许会追逐短期热点，但不会长期忽视真正具备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当全球大型药企开始将中国企业视为创新来源而非代工基地时，本身已说明中国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的角色正发生深刻变化。

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耗时长久

然而，舒沃替尼事件的另一重意义，并不在于创新能力本身，而在于它再次暴露了医疗体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医药创新能力与患者获药能力并不必然一致。

美国仍然是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但强大的科研实力并不必然转化为患者即时可及的治疗机会。药物从实验室走向病床固然属于技术问题，但患者能否及时获得药物，则取决于监管审批、市场准入、保险覆盖、价格机制及供应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此次事件最值得关注之处，正是患者在已知存在治疗选项的情况下，仍需要跨越国界寻求药物。这说明相关问题已不完全属于科学范畴，而是涉及制度效率与医疗可及性的综合考验。对资本市场而言，一年或许只是财务周期中的短暂区间。但对癌症患者而言，一年的等待可能意味完全不同的生命结局。制度可以等待，疾病却不会等待。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已不再局限于舒沃替尼个案。近年来，部分海外患者开始前往中国参与细胞治疗研究或寻求创新治疗方案。这反映的不仅是个别的医疗选择，更意味着全球患者流动的方向正在出现新的变化。

全球医药创新体系走向多极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及技术流动衡量一国竞争力。然而在医疗领域，患者的流动或许更具说服力。投资者可以承受市场风险，企业可以调整经营策略，研究人员也可以追求学术机会，但重症患者通常不会以自身生命验证抽象叙事。患者最终愿意前往何处寻求治疗，本身就是对相关医疗能力最直接的信任投票。

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崛起并非偶然现象。庞大的患者群体、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持续增长的科研投入、逐步成熟的监管框架，以及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能力，共同构成创新药发展所需的制度土壤。当这些条件逐步形成协同效应，中国由医药大国迈向医药创新强国便成为相对自然的发展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传统医药强国正在衰落。更合理的理解或许是，全球医药创新体系正由少数中心主导的格局，逐步演变为多个创新中心并存的格局。对全球患者而言，新增一个具备世界级研发能力的医药创新中心，意味着更多治疗选择、更充分的技术竞争，以及更大的生存获益空间。因此，舒沃替尼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只是26盒药物跨越太平洋的故事，而是其背后所传递的时代讯号。

《我不是药神》记录的是中国患者向外部世界寻找希望。而今天，部分西方患者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创新药。这种变化或许尚不足以彻底改变全球医疗秩序，却已足以说明一个正在形成的现实：在生命科学与医药创新的全球竞争中，中国正由追随者逐步成长为重要参与者，并在部分领域开始取得引领地位。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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