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志远专栏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弱势，其实反映它如何理解人的价值；它如何对待照顾弱势的工作者，也同样揭示其福利政策的真正取向。当社工长期承受沉重工作量，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让他们有足够资源做好服务，还是要求机构以更少人手完成既定工作？当福利开支面对削减，政策衡量的是受助者生活会否恶化，还是帐面上能省下多少钱？这些看似属于行政与财政的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根本选择：福利制度的目的，是照顾人，还是管理成本？社工过劳，正是这个价值矛盾最具体的呈现。

社工付出变成无限提取的资源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于2024年公布一项涉及255名在职社工的调查，发现93%受访者出现中等程度职业过劳症状，68%出现抑郁症状，80%面对中等程度的继发性创伤压力。这些数字不能直接推算为全港社工的比率，抑郁症状亦不等于临床确诊，但已足以显示，助人者本身也有迫切的支援需要。

面对这些警号，社会很容易把答案放在情绪管理、正念训练与提升抗逆力上。然而，若没有同步处理人手、工作量及管理文化，这些回应便可能把制度问题个人化：不是工作安排需要改变，而是社工需要学会承受。

这背后存在一个值得反省的假设：因为社工有使命感，所以应该多做一点；因为服务使用者不能等待，所以前线应该再撑一会。当这种期待成为常态，专业承担便可能被转化为无限责任，热诚则成为机构弥补资源缺口的隐形资产。

但社工首先也是人，而不是维持服务运作的工具。他们的健康、休息与专业自主，本身就值得保障，不能只在“有助提高生产力”时才受到重视。一个以照顾为使命的制度，如果必须依靠耗尽照顾者才能维持，本身便存在伦理上的矛盾。

削款牺牲了谁的需要

整笔拨款津助制度自2001年1月推行，让非政府机构较灵活地调配人手、薪酬及营运资源。然而，当这种弹性与削减拨款同时出现，机构的“自主”也可能变成自行承担资源不足的责任。

按照政府2025年公布的资源效率优化安排，58间较大型社福机构到2027/28年度的经常拨款累计减幅为7%；中小型机构的累计减幅为3%，其余4%由社署承担。虽然该安排并非所有机构一律削减相同比例，但减幅是否真正建基于服务需要与前线承受能力？

按比例削款，看似是一种中立的财政技术，实际上却包含价值判断。不同服务的风险、不同机构的人手余裕，以及服务使用者寻找替代支援的能力都不相同；相同或相近的节流要求，未必带来相同的影响。

真正的公平，不只是要求各方作出类似牺牲，更要辨认谁最没有能力承受牺牲。若政府没有先回答这个问题，便把节流指标交给机构，再由管理层分配压力，最终承受代价的，便可能是无法拒绝个案的社工，以及没有其他选择的服务使用者。

因此，社工的人手与待遇不只是劳资议题，也关乎公共财政作出怎样的取舍，尤其是否让最接近社会苦难的人，承担了最多调整成本。

借鉴历史警惕救济异化

美国历史上的济贫院，提供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对照。19世纪部分济贫院倡议者希望透过集中收容与劳动安排节省救济成本，并阻吓他们眼中“不值得救助”的人申请援助。贫穷于是不只是需要改善的生活处境，也被连结到依赖、懒惰与个人品格问题。

今天香港的福利制度当然不能与昔日济贫院直接等同，值得比较的不是制度形式，而是政策看待人的方式：如果政府首先把弱势社群理解为公共负担，福利的成功便容易被定义为减少支出、降低求助，而不是改善生活。

在这种逻辑下，社工的角色也会改变。他们不再只是协助人走出困境的专业工作者，也可能被推向资源守门人的位置，在有限名额与服务容量之间筛选需要，在行政要求与专业判断之间取舍，并向求助者解释为何仍需等待。

最沉重之处，是社工可能知道甚么支援有需要，却没有条件提供；知道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却必须赶着完成下一项工作。当一个人反复被要求提供自己认为不足以回应需要的服务，其疲惫便不只是体力耗损，也可能是对工作意义的逐步失落。

服务质素不能只用数字衡量

这也是为甚么社福工作不能完全套用生产线的效率观。行政纪录、服务指标及公帑监管都有必要，但它们应该协助判断服务是否有效，而不是取代对服务目的的思考。完成多少次面谈，不等于建立了多少信任；处理多少宗个案，不等于有多少家庭真正走出困境。

从关怀伦理的角度看，照顾不是单向派发资源，而是在具体关系中理解需要、作出回应，并承担持续跟进的责任。这些工作需要时间、稳定性与专业判断。若制度只承认可以量化的产出，却不愿承担建立关系的成本，便可能一面要求社工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一面抽走让服务有温度的条件。

因此，真正值得追求的效率，不是让每名社工承担更多个案，而是让专业投入更有效地改善人的生活。若只是把成本从政府帐目转移到社工的健康、家庭的照顾负担与求助者的等待之上，那不是消除了成本，只是让成本变得不那么容易看见。

保障社工是福利制度的道德责任

政府应暂停尚未实施的社福削款，先检视现有资源安排对前线人手、个案负荷、专业督导与服务持续性的影响。资源分配亦应按服务风险与个案复杂程度调整，而不是只要求机构消化既定减幅。

机构管理同样需要改变。问责不能只向前线追究有没有完成程序，也应向上追问：人手是否足够？工作安排是否合理？同工反映超负荷时，有没有真正的处理机制？精神健康支援则必须与工作条件改善并行，而不是成为维持高压运作的补救措施。

财政状况改善，更提供了重新衡量优次的理由。2026/27年度《财政预算案》指出，2025/26年度经营帐目提前恢复盈余，综合帐目计及发债净所得则大致平衡。这不代表所有财政压力已经消失，却意味着政府应重新说明，为何直接支撑弱势服务的前线仍须继续承受既定削幅。

保障社工，不应只因为他们“有用”、能维持服务，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有权在合理、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照顾弱势也不应只因为能减少日后开支，而是因为人的价值不能由其经济产出衡量。

一个文明社会，既不应把弱势视为有待压缩的负担，也不应把社工视为可以不断消耗的资源。福利政策真正需要回答的，始终是人能否生活得更好——包括被照顾的人，也包括一直在照顾别人的人。

作者狄志远是新思维主席，香港家庭教育学院总监。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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